曾幾何時，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藝文政策，逐漸從創造力培植變相為參觀人次和產值取向的政策。在這種治理思維下，許多大型專業場館逐漸淪為發文化財美夢的附庸。主管單位往往「指導」各種藝文活動內容，「業主」只在乎參觀人數與媒體效應，設立各種「標案」，促使許多公司成為買辦文化下的「掮客」，忙著從事各式煙火式節慶活動，成為政府外聘的文康大隊或政策化妝師；主政者則以諂媚大眾所獲得的參觀數字，當成是文化治理的成功指標，以各式巨大硬體建設當成文化建設的進步成果。
台灣在數量上有著獨步全球的「文物館」、「文化中心」與「文創園區」，從過去十幾年全台200多座文物館、近50座原住民文化館、近30座客家文化館，到近年來將文化生產與想像的工作交由財團統包的大型文創園區，或具半官方色彩的文化基金會成為外掛發包中心，甚至近期更有迷信巨大文化地標的思維復辟，但是這些花費不貲的巨型硬體建設，真的能為台灣帶來文藝的春天嗎？還是在高喊與國際接軌的漫天聲響中，這些昂貴的館舍只不過成了舶來品的加盟店？
事實上許多藉文化或藝術之名，不斷擴張各種大而失當的硬體建設，正顯現了治理者急功近利的心態；它們多半是以保護弱勢文化或促進地方發展為掩護，實質上卻進行著政治利益邏輯的演算，以有條件的分配，擺佈或排除異議的弱勢藝文工作者，進而稀釋了專業藝文空間產生的可能。
這讓從事第一線藝文生產的藝文工作者們十分感慨，除了氾濫的公立藝文設施與缺乏創意的經營模式，以及交付財團文創任務的ROT園區之外，藝文空間的治理是否有另外的選擇與出路？在政府廣設「文創育成中心」的當下，是否應多重視研究單位或多支持後端的生產條件（例如工作室、排練室）呢？
多數藝文工作者所要求的，不過是能夠累積專業性、學術性、實驗性及國際交流的中、小型獨立展演空間（中型的最缺乏）；多數藝文空間，不過是希望能有較合時宜的經營法規或獎勵措施；多數藝文工作者，不過是盼望能在有限的創作生涯中獲得認同，能有專業的研究型館舍為後代子孫留下珍貴的無形資產（例如催生20年卻仍難產的攝影博物館或表演藝術資料館），但政策性與票房保證的展演卻壓縮了原本有限的發表空間。
在如此扭曲與勢利的環境之下，令默默耕耘的藝文工作者不能理解的是，多數人的夢想為何只成就了少數的「夢想家」？有擔當與遠見的「文化總統」，是否應調整藝文空間治理的思維，而不只是放任夢想被官僚架空、商人代理、媒體操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