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貿局局長楊珍妮表示：在食品安全檢驗、海關關務、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等項目上與中國已達成共識，希望雙方在未來報關上，都能在48小時內放行。荒謬的是政府已開放許多高風險食品進口，包括瘦肉精、狂牛症疫區的肉品、日本輻射高風險區的農產。中國食品風險高，檢疫竟然「加速」在48小時內完成，簡直是再製造一次「食安風暴」，但更大的風暴在於：政府與民眾在許多事件上，根本無達成共識。 筆者想到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由奧姆真理教發動，多名教徒在東京地下鐵丸之內線、千代田線和日比谷線5班列車上，同時散布沙林毒氣，造成13人死亡，超過6,300人輕重傷。 臺灣太陽花學運與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皆為重大社會事件。公民的責任，在於改造社會、培植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參與能力。所見、所聞、所感的街頭交通、市場、城市環保、治安狀況、新建大廈甚至個體攤位，皆可以成為關心、思考、評論的對象。地下鐵沙林事件，發生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兩個月後，亦是日本經濟衰落的時期。對於人力難以掌控的自然災害，日本人已經有心理準備，然宗教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投毒事件，卻摧毀日本人對於「日本是一個和平安全國家」的心理共識，日本社會充斥恐懼。類似的心境，部分亦顯現於21世紀，如同人類所面對的食品安全危機。 回顧太陽花學運成員，多數並非狂熱主義份子，而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菁英。他們的求學時期，正是臺灣理想主義激情逐漸消退的時代，講究個人主義、冷酷。然今日的臺灣並沒有為差異化建立價值基礎，與泡沫經濟呼應，所有的差異化努力，皆需要花費龐大，許多人著眼於名牌、名貴的形象。「炫富」現象，或為此種採物質表達差異的折射。太陽花學運與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成員，按部就班的生活，卻對「社會體制」產生猶豫、排斥。他們開始對「喪失目的的社會」發生質疑，這類質疑，透過抗爭，開始被許多人所意識。但是，投毒與暴力仍是極端的，不理性的。 時間在前進，多數人仍無法在上班處的附近購屋，而是繼續為償還貸款而加班，耗費時間在交通路程，不用人撒毒氣，即使無食安風暴，仍有可能為了生活心力交瘁──此為現今臺灣普遍的景況。法國理論家列斐伏爾期盼透過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抵抗資本主義的侵害。他認為在資本主義控制下，單一、機械式的日常化異化，並不是普羅大眾規劃的日常生活。都市化的發展，則讓他認為是提供創造生活的機會。於是，太陽花學運的成員，欲對扭曲的社會體制說「No」，抗爭演變成為「社會集體心理事件」，其深層涵義，涵蓋了隱藏在繁華表面背後的心理創傷。 太陽花學運與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是臺灣與日本歷史的變化過程之一，政府如果不親自去感受民眾的內心，就無法了解各類的社會事件對民眾而言，到底是怎麼回事？如頂新案一審判魏應充無罪，當政府沒有是非時，他必然不會是最後一位被判無罪的黑心商人。類似太陽花的衝撞體制，或將成為民眾精神救贖的常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