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縣自陳定南縣長以降，多是由民進黨籍的政治人物擔任縣長。因1950年代起，郭雨新等人在台灣省議會的耕耘，為宜蘭奠基深厚的民主基礎，爾後更選出當年仍是黨外人士的陳定南擔任縣長，宜蘭可說是不負民主聖地的美名。可是，今年底的宜蘭縣長選舉中，國民黨卻派了前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醫師出馬競選。如果對2003年的SARS疫情稍有印象，應該會對邱淑媞局長的「表現」印象深刻。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25日為邱淑媞站台時，提到邱淑媞「醫師從政」，並稱讚她「令人想到蔣渭水」，「和蔣渭水一樣」。但只要是醫師從政，就是蔣渭水嗎？沒這回事。選舉要到了，總有人出來講些奇怪的話。像是邱淑媞把SARS的事情說成是政績之類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太空衣有兩套，一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那套，另外就是邱淑媞穿著走進和平醫院的那套。 回顧SARS時的決策過程，為了維持當時對世界衛生組織（WHO）宣稱的零死亡、零社區感染、零境外移出的「三零紀錄」，直到和平醫院傳出第一宗院內的集體感染，紙包不住火了，才下令封院。當時的新聞議題，更被導向「落跑醫師」的免職與否，真正有能力做成封院決定的政治人物，卻從來沒被好好檢驗，時任台北市衛生局長的邱淑媞，被監察院提起彈劾，卻兩度全身而退。 近來又被媒體問起當時和平醫院封院的決定，同為醫師的柯文哲批評封院做法不當，邱淑媞則反批柯文哲的高度不夠，「只是站在臨床的角度看SARS，應該用公共衛生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然而若要從公共衛生的角度思考問題，在周遭國家爆發疫情的時候，台灣的衛生部門才更應該提早作好準備，如實掌控傳染病資訊。這不是高度的問題，是責任歸屬的問題。 邱淑媞在記錄SARS的《穿越和平》紀錄片中，談起封院的決策，一邊哭一邊激動地說：「要怨恨就怨恨我一個人好了！」問題就在於：如果真如邱淑媞所言，「要怨恨就怨恨她一個人好了」，為什麼今年邱醫師能夠搖身一變，臉不紅氣不喘地出面參選？ 諮商心理師朱惠英，曾在〈為何聰明人會做糊塗事？〉一文中問道，「……這些聰明的人，在這種事情上，是怎麼說服自己『這樣作沒關係？』，是如何去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文中提出，部分的解答在於，因為各種因素，個人心裡那道說「不可以」的防線越來越向後退。如同台灣人常用「歷史共業」一詞，其實正是「積非成是」的現代版用語。文中也提到，「現實生活中確實就是有許多界線模糊地方，為了彈性，為了好作事，都可能需要犧牲所謂的照規定辦事的步驟。那把尺，要如何拿捏？而一旦講到『拿捏』，也可能就是合理化自己行為的起點。……聰明人會做糊塗事，一是不小心，二是過於自信。沒有人能免於慾望的糾纏，情慾也好，金錢慾望也好，知道自己脆弱才能可能剛強。」對照起邱淑媞毅然參選的決定，這讓人恍然大悟。 如果在現在（而非記錄片裡的）邱淑媞眼中，SARS時和平醫院封院的決定，是光榮的政績，那麼我們其實不難想像，邱淑媞心中那道說「不可以」的防線，可能已經退到看不見的地方了。我們要督促邱淑媞醫師，找回「要怨恨就怨恨我一個人好了！」的心態，檢討過錯、提出改正，為現代一波又一波的新興傳染病（如伊波拉病毒）做好準備。至於選舉，就交給其他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