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禮拜的專欄文章《從打高爾夫作弊談帝寶犯罪率》，我提到了現代政治經濟制度是奠基在資本主義與各種自由主義之上，但確無法履行其願景，並用行為經濟學與心理學的實驗結果來剖析資本主義「異化勞動」而使人更容易昧著良心以犧牲別人的利益而成就自己的系統性現象。但我尚未闡述各種自由主義是如何無力作為社會運作的中心思想。 台灣崇尚個人自由的社會意識形態，基本上源自美國。二十世紀初，美國人崇尚追求個人自由，認為政府該做的就只是保障個人的財產權，並懲罰在市場上違規的人，其餘的一切只要靠自由放任的市場自行運作，即可創造最大的自由與效率。 但資本主義體系所造就的大型化私人企業機構，使廣大受薪階級生活在極端異化的環境之中，不但對工作缺乏自主性，日常生活也受到壟斷企業主導的消費市場與功績主義搾取追求人生意義精力的雙重壓迫。再加上30年代的大蕭條，徹底瓦解了美國人對「放任自由主義」的信心。人們發現，「放任自由主義」只能帶來表面上的自由，卻讓受制於資本主義體系而異化分化的社群失去了集體決定自己未來的自由。 即便受壓迫的人民佔了大多數，但國家政策的走向早已被資本家劫持而無力轉向。所幸左派社會運動分子與當時尚有勢力的各個工會組織聯手投過各種社會運動，要求政府追求一個更公平的經濟制度。再藉著二次世界大戰凝聚愛國心，加大公共支出合理性之勢，民主黨的小羅斯福總統實施了一系列以「強調個人權利」的「當代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又譯作新自由主義）所發展出來的「平等自由主義」為思想基礎，促進經濟平等、限制市場壟斷、規範金融機構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當時巨富的稅率甚至可超過百分之八十。 隨著二戰結束，冷戰開啟，對共產勢力滲透的懼怕，使得政府更是不敢放任資本家坐大而壓榨廣大民眾。也就是在這一段人類史上短暫經濟相對平等的時期，美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但當代這種「以投票為基礎」的代議制民主，很容易受到經濟不平等的影響，而從「一人一票」變質為「一元一票」的假民主。再加上經濟蕭條的陰影已淡去，奠基於戰爭的異常凝聚力已不在，於是，人們發現「平等自由主義」雖讓人減少了不受管制的資本市場對自由的侵蝕，卻也讓人受制於一個無社群情感基礎的國家機器之下，「權力向大型機構集中，傳統社群逐漸沒落」（邁可‧桑德爾語），人們同樣無法擁有讓小社群集體決定自己未來的自由。 於是，共和黨所信奉的「放任自由主義」勢力再起，甚至變本加厲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勿與中文翻譯相同的new liberalism混淆），由雷根、柴契爾夫人及各種國際經濟組織聯手推行全世界。新自由主義在國際上合理化了強權對落後國家的掠奪，在國內合理化了不論何種程度的經濟不平等。減稅（窮人跟中產階級減一點意思意思，有錢人大幅度減稅）、自由貿易、外包、金融去管制、削減福利等政策成就了少數或努力、或幸運者的巨大金權，激發了世界各地從反全球化運動、華爾街運動、阿拉伯之春、太陽花社運，到香港雨傘革命的社會動盪。 然後，這些一手造成社會動盪的權貴再來譴責受壓迫而為自己發聲的人民是製造社會動盪的暴民。 其實，當今世界運作的機制並不難理解，因為資本權貴已經開始得意忘形，連製造順民的合理化洗腦說詞都懶得想。就像梁振英說的一樣：「如果按照學生要求在普選行政長官時實行公民提名，選舉將變成「數字遊戲」，選舉將傾斜至勞動人口和收入低於1800美元（約新台幣54655元）的市民，做法並不可行。」 翻譯年糕：世界屬於有錢人統治，否認者以暴民罪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