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新集團接連爆出黑心油品事件，有人統計帝寶住戶這些政商權貴的犯罪率，居然是台灣平均的267.85倍。 這雖然只是個稱不上嚴謹科學研究的小品統計數字，但確實暴露出現代奠基在資本主義與各種自由主義之上的政治經濟制度無法履行其願景的窘境。 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利做過一個研究高爾夫球作弊現象的有趣實驗。他詢問一萬名高爾夫球員是否願意將高爾夫球移動四英吋來作弊，結果發現若問的是用手直接把球拿起來移位，只有10％的受試者說會作弊；若是用腳踢球，則有14％的受試者會作弊；至於偷偷用球桿推球，則會作弊的比例則上升到23％。 為何會有如此現象？因為正如演化心理學家肯瑞克所言，「人全都有多重個性，我們每一個人的次我都是由不同的動機次系統驅動，哪一個次我會浮現到表面上來，端視我們目前的情況而定」。當我們在天人交戰究竟該不該偷偷「用球桿」推球作弊時，較容易想出各種理由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畢竟碰到球的是球桿，因此贏得比賽的慾望就很容易壓過內心的良知。但當我們面臨必須做出是否要「親手」拿起球來作弊的抉擇時，因為很難給自己的行為找藉口，所以較難以面對良心的譴責。 類似地，心理學家也發現若在無人看管的物品後面擺個鏡子，使意欲偷竊者能從鏡子中看到自己的面貌，能大幅降低人們偷竊此物品的機率。因為鏡子中的自己，提醒了我們「自己是偷竊行為主體」這樣一個事實。 但是，大約從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界處開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私有機構的體系架構，卻一再大型化、科層化、專業分工化，並使勞動市場自由化，將勞動力視為與各種買賣之物品無異的商品。最種導致以下兩個後果。 第一，基層勞工失去對自己工作的控制權，而淪為僅僅是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工具。這樣一個「勞動異化」的「去人性化而工具化」的過程，不但使勞工在接受上司違背良心之工作指令之時，因為多了一個「只是在盡力完成自己工作」的動機，而變得更容易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淹沒自身良心的譴責，成了黑心企業將自身成本外部化而危害社會的幫兇。 第二，企業領導管理者不用直接面對自身產品的使用者，而是透過各階層「勞動工具」執行產品的製造與販售，如此就像用高爾夫球桿作弊的受試者一樣，更容易合理化自己的不道德行為。所以，良心不安自責而晚上睡不著的終究只會是阿基師，而不是魏應充。 甚至在現代公司體制的設計之下，連鋒頭出盡的管理階層，也只不過是異化的工具罷了。當他們以公司之名義作出「若是以人為主體所做出則會被社會譴責」的非道德行為，也很容易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為「只是在盡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將股東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正如安妮‧雷納德在《民主失竊的故事》中所描述的一樣，我們對於現代企業的擬人化想像，根本是種集體妄想。從來沒有甚麼企業良心、企業責任這回事，有良心、有責任的一直都是人。若我們繼續用錯誤的社會經濟架構來組織人，則企業不顧人民福祉而恣意將其成本外部化的現象，永遠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