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鄭瑞城、吳清基、蔣偉寧到吳思華，馬政府所用的四位教育部長，除了吳清基外，另三位都是國立大學校長，其中兩位是政大校長。各界質疑這些距離「地方教育現場」很遠的國立大學校長，不只可能讓十二年國教岌岌可危，也因為位居「北部」和「高處」，恐怕缺乏這個世代最期待的有關正義、人權的人文眼光，使台灣教育政策再次陷入只是考試、升學、就業狹隘的思維中。
從一九八八年人本等卅二個民間團體召開民間團體的教育會議，到一九九四年的四一○教改大遊行，台灣教改廿、卅年，但官方一直都只能苦苦追趕民間教改的步伐，即使是馬總統宣布實施的十二年國教，也是回應二○○九年七月全家盟等團體上街頭的訴求而被動接招。
主因在於，教育部長多半出自高教體系，且多半從北部看天下，不是大學校長就是中研院院士，但未考慮一國之教育除高教政策之外，其實有更大的比重在國教體系，除了首都台北外，全國還有廿二縣市、三百六十八個鄉鎮市區。
教育部透過教育政策，提供給下一代可以多元學習和擁有多元能力的環境和機會，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且要特別照顧弱勢學生，教育部長應該「不能離教學現場太遠」及「不能離地方所需太遠」。
教育部長須具有「教育專業」背景，才能體會中小學校長和老師在教育上碰到的實質問題，台灣的教育環境，城鄉差距相當大，中、南部乃至離島地區的教育背景與台北許多條件都不同，教育決策不能「從台北看天下」，新教長應具有地方的認識與思維。
可惜的是，新教長顯然再次離現場和地方都很遠，令人更擔憂的是，管理學者出身的教長，是否會用數字、產出、效率來對待「應以人為本」的教育政策？馬政府用的第四位教長，會把台灣教育帶向哪裡？大家等著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