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靜宜

小時候讀《城南舊事》，全然是被裡頭以小女孩口吻描述的小故事吸引，即便那是土生土長台灣囝仔的我，所不熟悉的時代和生活環境，卻也因此增添了幾許想像空間。來北京後，想過要重讀，卻也未刻意去尋書，直到那天去友人家作客，她告知附近有條胡同即為林海音故居，想重溫城南舊事的「舊事」再度襲上心頭。

不過，我畢竟是沒先複習那些故事，就先闖進胡同裡。這條胡同叫南柳巷，是北京三處林海音故居，僅存的一處，另外兩處分別是「「椿樹上二條西口路南福建永春會館」、「虎坊橋大街廣東蕉嶺會館」，三處地理位置均屬於北京的宣南地區，相距不遠，然而在北京舊城改造中，後兩處故居均已化為瓦礫，灰飛湮滅。

沿著以古董字畫聞名的琉璃廠西街走到底，左轉，即為南柳巷。前行不過百來公尺，左手邊四十號、四十二號，即是林海音童年及青年時期曾住過的福建晉江會館。現在當然看不到任何晉江會館的影子，有的只是紅底白字的門牌號，與一般胡同民宅無異的門臉，甚至連裝飾性的門簪均無。但抬頭一看，一棵巨大槐樹的枝葉，突出於屋瓦之上，宛如一把燦然的綠色大傘，細細碎碎的葉片輕攏著屋瓦，撥弄著陽光，成為這不起眼的尋常民居，最詩意的一景。

後來我才知道，那不是一棵槐樹，而是三棵。我拿著相機在門外對準了槐樹，一位大叔走過問了我來意，我說來看看林海音故居，他笑了，很高興這院子還有人關心。他說住戶都希望政府能趕緊動起來，將故居做些整頓，恢復舊貌，否則那百年屋瓦早破了，為維護古蹟也不敢修，住戶也辛苦。

我徵得他的同意，隨他進了四合院裡。這才發現，院裡有三棵大槐樹，年代已久，與院落內後來加蓋的幾間房緊密相連，早已分不清是樹嵌進牆內，還是牆包圍著樹。事實上，整間四合院都混雜得讓人看不清面貌，這是北京胡同民居的普遍現狀。早年文革的動亂加上未能妥善規劃，原本佈局四平八穩清清爽爽的四合院，皆因住戶隨意闖入增建，格局大亂，頂多只能稱之為大雜院。

領我進來的大叔，姓王，指著我右前方一間有著未上漆水泥牆、白色木框窗子，搭配很不協調的房間說，那就是林海音小時候住過的屋子。那顯然已非林海音筆下「太陽從大玻璃窗透進來，照到大白紙糊的牆上，照到三屜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來了」的那間房，至少不是當時的原貌了。我盯了半晌，一時難以有任何抒情的想像，激盪不起什麼漣漪。

這間屋子的門前，原本應該是寬敞的院子，卻因加蓋，與他人屋子侷促地面對面，僅餘一條狹窄的過道。而院子也因此被迫讓出三分之二，僅剩下三分之一的空地，堆滿雜物。那三棵大槐樹的枝幹全都與水泥牆緊密交纏在一起，只有突出屋瓦之上的參天枝葉能稍微喘口大氣，從容呼吸。

一位姓龔的大叔也從屋子裡出來，他的父親是台灣人，當年從台灣到北京來唸書，兩岸分治後回不去，就此落戶。當年像他父親一樣，來自台灣或福建的鄉親，盤纏困窘大多會投靠「晉江會館」，林海音一家搬進晉江會館也是這個原因，她隨母親搬入那年（1931年），父親已於前一年病逝了。

龔大叔父母那一輩，都是看林海音長大的，可惜長者已逝。如今這宅院裡仍能明確記得那些往事的，僅剩一名王老太太，但我造訪當日老太太恰巧去了女兒家，大門深鎖著。龔大叔說，王老太太收藏一塊「晉江邑館」的牌匾，也是如今唯一能證明這宅院是「晉江會館」的證據。我環視周遭已經面目全非的四合院，感激老太太的細心，畢竟處在變動劇烈的環境和時空中，愈發能感受到像牌匾這樣的「證物」，有多麼難能可貴。

南柳巷這處林海音故居，已經被北京市政府列入重點文物保護，並打算遷移居民，修復原貌。對此，現住戶王大叔和龔大叔是贊成的，還希望政府的動作能快一點。

確實，比起拆遷的迅雷不及掩耳，北京政府保護文物的速度遠遠不及。

離開南柳巷，我往西南邊的胡同而去，在那裡，是成批成批倒下的青石磚牆，是碎的比玻璃還徹底的灰瓦，是怵目驚心的拆、拆、拆。好不容易找著一間尚未毀掉的屋子，拍下大門上的門牌號碼，棉花上七條五號。我想記住它們的名字。

這塊被推平的區域，原本有上百間類似「晉江會館」的各省鄉親會館，「會館」做為從明朝以降，熱心人士為同鄉進京趕考者提供的食宿聚會之所，標示了科舉制度下的社會現象。即便清光緒年間廢除科舉，會館仍是來自四面八方各省人士進駐京城時的「聯繫站」。「城南」（前門、崇文門、宣武門以南）之所以成為這類會館的聚集地，係因清朝實施「滿漢分居」制度，只有皇族和八旗能住內城，漢人、回民及外省人士來京，自然朝城南移居。

如今，大批大批的會館，拆了。日後如果有人還讀歷史，得從密佈的辦公大樓、百貨商場、高級公寓刺眼的鏡面玻璃裡，勉強想像那曾經存在的城南，以及科舉和滿漢分居制度下，特殊的會館現象。

走出這片胡同記憶的墳場，結束了林海音城南舊事的探訪。城南，雖然不是我的記憶，它的下場卻是所有被稱做「記憶」的事物裡，最不堪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