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來證券總裁白文正自殺，在沸沸揚揚的新聞炒作中，夾雜著一點點對於媒體的反省；但這些媒體的反省，除了暗指「壹周刊」誤人之外，看不到檢討的虛心。

最令人難過的是，白文正先生素得社會敬重，結果生前被媒體消費，死後又被更徹底消費。讀者知情權被濫用至此，情何以堪。

這讓我想起八年前在馬來西亞採訪，所感受的震撼。我並沒有受到迫害，而是我看到在媒體並不開放的大馬，記者如何爭取傳播真相的自由，所付出的血汗和眼淚。

2000年5月3日「國際新聞自由日」當天，總部設於美國紐約的「保護記者協會」，發表當年的世界新聞界「十大公敵」。馬來西亞媒體中，5月4日只有幾家華文報紙低調處理這條新聞，列出「十大公敵」其中幾位，如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非洲國家塞拉利昂前叛軍領袖桑科、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等人的入選理由。當地媒體朋友偷偷告訴我：這名單上，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排名第九。

以全球數以百計的政、軍掌權者來說，馬哈迪排名第九，算是極好的成績了，但是一向對「世界排名」斤斤計較的馬來西亞政府，卻不樂見這項「成就」曝光。有趣的是，雖然報紙刻意在報導中略過馬哈迪，護主心切的政府官員急忙跳出來替首相辯白，指責西方輿論故意藉由危害新聞自由的惡名抹黑馬哈迪，因為馬哈迪經常帶領第三世界反對先進國家霸權，令西方世界不快。這兩條新聞登在同一天報紙上，產生欲蓋彌彰的反效果，反而引起許多討論。

馬來西亞政府對媒體控制的嚴厲，昭彰於世。報館必須同時取得印刷、發行兩張准証，才能出版報紙。依據法令，准証必須每年申請更新，政府可以依據報館一年來的「表現」，決定是否發出新証。經過這道控管程序，政府即使沒有明文限制新聞尺度，但報社主管都會自動把關。

但也不是所有報人都噤若寒蟬。例如當時〈南洋商報〉享譽知識界的專欄「景云沙龍」，1998年開始設立，始終試圖衝撞界限，爭取更大的新聞自由。

「景云沙龍」主持人張景云，是當時〈南洋商報〉總主筆，1960年代開始投身新聞工作。2000年我見到他的時候，大約六十多歲的年紀，看來沈默樸實，和「社會運動者」的刻板印象相去甚遠。他看不慣媒體虛偽、不說真話、討好當權的毛病，每周用一整個版，邀請不同立場人士談論各種尖銳話題，讓讀者見到社會的多元面貌。受邀者不限身分，非主流、反對陣營人士也可以直言不諱。「景云沙龍」推出後，立刻受到政府關切，套句當地媒體暗語：內政部經常邀請張景云「喝咖啡」。在張景云堅持下，「景云沙龍」依然每周登場。

〈南洋商報〉許多同仁擔心「景云沙龍」會將報社推向險境；但報社主事者卻支持張景云的判斷。張景云接受訪問時表示：「我也是要非常的小心。雖然快退休了，早晚要離開報社，但目前還是有經濟壓力。」他不好意思的說，自己經濟狀況不好，還要供二個女兒讀高中，不得不考慮得多些。他對於自己不能衝得更快，有頗多歉意。

這樣的談話令人動容。做為一位資深總主筆，張景云的薪金和當年聯合報系新進記者相差不多，約合台幣三萬多元。爬稿三十餘載卻兩袖清風，每日以巴士代步上下班。但他有理想和熱情，相信新聞自由的空間，必須藉由不斷的衝撞才能逐步擴充。他有家累，卻甘願為了理想站上第一線；而他冒險追求新聞自由，不為了自己、家人或報社，得利者將是全馬來西亞二千二百萬的華人、印度人、馬來人和各族原住民。

張景云所堅持的理想，在馬來西亞有許多擁護者，許多當地青、壯年投身於政治和社會改革運動。2000年的「國際新聞自由日」當天，華文報紙上有許多評論文章，當地新聞人士組織也首開前例的向政府喊話，希望開放新聞自由。其中一篇名為〈新聞自由的反思〉文章十分醒目，作者「陳利良」在報社擔任主編職務，熟悉媒體環境；他這篇文章詰問的對象不是政府，而是媒體本身。他強調，「沒有高度新聞操守、堅守新聞專業理念不移的人，再寬闊的新聞自由空間，最後也會被典當掉；否則，再壓迫的空間，也終有被撐破的一天」。

陳利良的文章發人深省。他認為，報紙在面對新聞限制時，浮現的是格局問題。他借用高希鈞教授的話：「格局決定了結局」，從一家報章或媒體的發展趨勢與格式中，可以看出報章領導人或主管層的思想格局；而馬來西亞需要更多具有大格局思考的報人，帶領華文媒體突破僵局、邁入新的資訊世紀。陳利良在文中也憂心表示，具有大格局的媒體工作者難覓，媒體中也缺乏忠於新聞道德的專業者。他說，缺少忠於新聞道德的專業人才，再大的新聞自由也是罔然。

讀完這篇文章，「國際新聞自由日」對我而言，從此有了新的意義。過去我們只在意新聞自由的有或無，但我們卻缺少反省，媒體是否善用了新聞自由？

在異國月亮下，我回想台灣情況。前輩報人爭取新聞自由的身影歷歷在目，目前睪四十五歲以下的新聞工作者，幾乎沒有人經歷過「警總」老大哥的恐懼。新聞前輩用身家性命換來了今日的自由，但現在的媒體，是否把自由用在發掘、報導真相，而不是逞一己的私利或快意？環顧現況，許多人和我會有相同的懷疑，否則為何每次有人倡議設置新聞自律或監督機制，都能獲得社會迴響？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不曾餓過的人，很難體會這句話的意義。當新聞自由被當作理所當然，曾經捍衛新聞自由的熱情與理想卻也隨之熄滅。當新聞自由被認為是媒體經營者或記者特權，新聞自由也喪失了高貴的價值。新聞自由承戴一個社會邁向民主法治的期望，任何受新聞自由保護的媒體工作者，應該謙卑、謹慎、負責的珍惜所託；為了營私而假冒新聞自由的行為，是違背文明、泯滅良知的墮落。

如今在台灣，「國際新聞自由日」不再有心注意，因為台灣已經享受了幾乎無限的自由，一再發生的悲劇，都沒有能夠提醒我們新聞自由的可貴和重要。享有新聞自由之後，媒體失去反省能力，在推進文明和踐踏文明之間，不曾思考自己應該選擇的位置。

八年來，馬來西亞的新聞自由增加有限，〈南洋商報〉幾年被迫賣出股分，由另一家媒體集團〈星洲日報〉接手；但從今年馬來西亞大選中，我們看到許多衝撞體制的年輕人，利用網站突破封鎖，改變了大選的局勢。而這八年，台灣媒體自由更無限上綱，甚至完全被商業綁架。當時陳利良對於新聞自由的思考，認為沒有新聞道德，徒有新聞自由也是罔然，不就是目前台灣的寫照？「格局決定結局」，台灣又有多少媒體主管，禁得這樣的檢驗？如今在媒體的朋友，特別是第一線跑線記者，很少人認同目前的媒體生態，只是無奈的繼續工作。

我們不能抺煞媒體存在的重要，但媒體如果為了生存做用過當手段，結果造成社會進步的反效果，就值得被嚴肅檢討。一家工廠，為了生存而使用有毒物質，即使它的產品滿足社會需求，還是必須被要求減少汙染，否則群眾可以逼迫它關門。那麼，為什麼社會可以容許媒體，以不景氣或錢不好賺、廣告縮水利潤下跌為理由，製造對社會有傷害的產品？

媒體是一個特殊產業，除非自律，否則難以用外力介入管理（「新聞自由」就是媒體抵擋外力介入管理的護身符！）。少數媒體惺惺作態的反省，不能改變媒體生態發展的方向。想像一下，全世界消費者對於環保、生態、健康、永續等的集體重視，開拓了無限大的LOHAS商機；對於媒體，唯有等到某一天，更多媒體消費者覺醒，不再容許媒體賺錢的手段是用迷幻藥或快樂丸灌在閱聽人大腦裡，靠著消費者力量來一場大規模的精神LOHAS，才能改變目前的媒體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