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大選，台灣兩大黨總統候選人的陣營或代表，各自攻防，一方是以對方在留美時期取得的綠卡到現代有效與否，甚或追究當年是否曾做職業學生，做所謂的國民黨爪 耙仔，迫害當年在海外的台獨運動者。

這幾天，另一方則以對手在戒嚴時期，是否曾為調查局的線民，出賣過黨外或民進黨的同志云云。雙方各自攻詰，亦各有所保留，但從藍綠陣營在電視台上所謂的名嘴吵得沸沸揚揚看來，都是各自解讀，反正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好巧不巧，有兩本書，都有談到這方面的問題，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提出來，讓大家來看以前的時代，平心靜氣看這些現象，或許會有所省思。一是文壇前輩作家季季於兩年前由印刻出版的《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另一本則是一位叫做高麗娟者，在這個月剛由玉山社出版的《從覺民到覺醒：開花的猶大》。

季季大家都聽過，她在印刻文學生活誌上寫的《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系列，我一直都留意，但2006年2月《印刻文學生活誌》30期寫的「音樂派與左派的變奏--阿肥家的客廳」，提到的一件事，卻令我悚然而驚。

原來一九六八年作家陳映真、作曲家丘延亮被警總抓走的密告者就是季季的前夫楊蔚，也就是民國七八十年代，曾以「何索」為筆名出版過一些書的前聯合報記者，他也曾是政治犯被關過十年，出獄後到聯合報跑藝文新聞，等於是我們的老前輩。

因為採訪，認識了當年的藝術家，除了上述兩位，還包括許博允、李泰祥、吳耀忠、顧重光、徐頌仁、林懷民、張菱舲等人。他們常在丘延亮家聚會，幾個較左傾的藝術家組一讀書會，讀左派的書籍，就是因為這樣被楊蔚密告而入獄，直至蔣介石逝世大赦後才出來。楊蔚其後也不見容於台灣文化界而遠走他鄉，最後於2004年客死異鄉，季季還前往收屍。

陳映真後來有寫這段的過程，提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他和他的朋友讓一個被布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所出賣，陸續被捕。」季季說，這個沒有被陳映真點名的文教記者，就是她的前夫楊蔚。

我記得她曾在另篇寫道，楊蔚密告後得到的獎金好像是十萬元，這個數目在當年是很可觀的一筆錢。即使她寫說，她前夫在那個時候常常半夜驚醒，甚或大喊大叫，才會做出那樣出賣朋友的事情，但她也承認，最大的誘因，應該是那筆巨大的獎金吧。

季季說，寫作時常受這些塵封的往事紛擾糾結，身心備受煎熬，在電腦之前俯案痛哭。她哭的是一個被扭曲的時代︰在那時代的行進中被扭曲的人性，以及被扭曲了的愛，被扭曲了的理想。

至於這個高麗娟出的這本書為何我會注意到呢，那是去年在人間副刊十一月底，由中天電視台中天書坊主持人陳浩所寫的「三少四壯」專欄裡，提到的一件過往他在上世紀八○年代任職於「八十年代」的往事。

一位他的老同事高麗娟打電話給他說，她要寫一本關於她自己在雜誌社時期往事的書，出版社建議她找陳浩寫序。這才道出來，她曾是調查局派在八十年代雜誌當編輯，在此之前，她當康寧祥女兒家庭教師時，就已是調查局的臥底，在台大時，她參加的是覺民學會。聽到她說的話時，令陳浩當場shork起來。

我上網查她的部落格，但卻找不到她寫的這些文章，想可能要出書了，出版社希望能先拿下來吧。但從博客來書店中，看到這本書的簡介時說到：高麗娟心中逐漸釀生對那些致力為台灣各項資源平均分配而以筆為槍作戰不懈人們的感佩之情。然而，不忠實令人心慌，恐懼的效應讓高麗娟無法承擔。她形容自己是「那個暗夜蜷縮在沙發裡，為處在夾縫中無法自拔而無聲落淚的怯懦少女。」

也因此，她也選擇了遠走他鄉，嫁作一個土耳其媳婦，將這段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禁錮了20多年。直到前幾年，她被誤診患癌症時，當時只有兩個願望，一個是，飛到台北跟八十年代雜誌總編輯司馬文武說明一切。誰料檢查結果出爐，知道可以拖個好幾年再去償願，不想隔沒幾個月總編竟到土耳其找到她，她心裡一發毛，想莫非老天要告訴她什麼？於是，司馬一回去，她就寫起電子信，招供一切。

書雖還未看到，但從陳浩為她寫的序中，可以還原到當時那個戒嚴時代，各種情治單位為了表功，不要說敏感的黨外雜誌，就連我們報社，或一般的社團、學校，所謂的細胞幾乎無所不在。

看陳浩寫到：「那個年頭，黨外圈子五色雜陳，統獨左右並蓄，是異議的精神，反對的本色，至於主張的路線，有時異中求同，經常吵架翻臉，尤其是美麗島大獄以後，劫後餘生的陣營裡，有深重的創傷後症候群，「誰出賣過誰」的耳語閒話，不曾間斷。很沒有安全感的圈子裡，時不時就有小心燭 火的提醒聲，聽來卻像「爪耙子就在你身邊」。 陳浩最後說，後來他進中晚，跑國會與黨外新聞，特務倒是半公開的橫行於新聞界，有某「探長」在他寫稿時從身後拍肩問好，某同事從內線電話要他提供情報，某老記者公開斥責他為「叛賊」說話，此人今日竟成綠營電視名嘴。

這些現在看來荒謬，在二十多年的當時，卻屬稀鬆平常。我進入報社時，一個在南部地方報紙任事的同學跟我說，每到選舉時，他們跑選舉新聞的，警總都會請他們幫忙固定提供各種黨外人士的消息，每個月車馬費五千元。

當時我們的薪水不過一萬多元而已，地方報紙記者薪水更少，誰會拒絕那樣的誘惑，我這個很好的同學當然也不能免，但我知道，他也只會寫些無傷大雅的消息，圖的是那個津貼而已，哪管什麼線民與否。

至於馬英九也好、謝長廷也罷，亦復如是。如果有人問我，馬英九當年在哈佛留學時，是否為國民黨海工會寫過報告，我雖沒有證據，但可以推測，「忠黨愛國」的他，一定會檢舉那些參加台獨運動的同學，因為當時台獨與共匪被認為是二合一的敵人，在他的認知裡，檢舉這些不法正是他的天職，誰會料到時空的變換，當年的是，竟是現在的非呢？

而謝長廷在美麗島後至解嚴前，是否曾做調查局的線民呢？我不知道，只是如邱毅說的，當年六一二立法院滋擾案，謝長廷竟然只會被判六個月且緩刑，這的確是不可思議，同時也留下很多令人疑竇的連想。

寫這些，無非是想讓大家看看那個充滿著肅殺之氣的戒嚴時代，除非極少數人，大多數的人都一樣貪生怕死、渾渾噩噩，每個人內心多少都有不可告人的一面，沒有人是純白無瑕的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