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昨日郭正亮先生的〈弱勢總統惡果〉一文，筆者認為，郭文的論點正好可以用來檢視：我們需要什麼樣風格的總統？

郭文認為，對於郭冠英的不當言論，馬總統沒有第一時間站出來批評郭冠英，耽誤了十三天，用此說明馬總統的「弱勢」。然而，我們必須反過來問：在事件爆發的第一時間，招惹爭議的文章作者是「范蘭欽」，而當時並沒有積極證據可以確認郭冠英就是范蘭欽，身為總統，豈能不知「無罪推定」的道理？豈能不等事實真相的浮現就率作論斷？

而在「財產來源不明罪」問題上，道理也是相同。雖然每個人都希望弊絕風清，希望用最嚴苛的條款去約束官員，但政府在推動立法工作時，絕對不可以忘掉：「無罪推定」是現代法治國家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也因此長期以來，馬總統就主張「財產來源不明」若要以刑罰規範，必須以涉及貪汙罪為前提，才能課以他說明財產來源的義務。馬總統政見中就是如此主張，並非最近為了與立委妥協而改變。

總統是國家公器的表徵，對總統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公信與正確，特別是在攸關人權的議題上，總統尤需格外的謹慎。否則總統一旦「強勢」成習，恐怕人們會反過來批評他漠視人權、獨裁專斷。難道白色恐怖的歷史，已經被郭先生遺忘了嗎？

如果總統因堅持人權理念而被人誤解為「弱勢」，那麼我們應慶幸：至少我們的總統，把維護人權看得比塑造「強勢」形象重要。這種對「人權」的堅持，看似柔弱，其實剛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