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倫理對行政作為的道德判斷，首先是職務方面，它應專注於是否理性、合法和正當，符合倫理；其次是決策部分，它所論述關於決策的判斷，是否公平、公允和公正，符合正義。兩者都必須兼顧，才能說服大眾。 （圖/取自網路）
作者/黃丙喜
左右為難、進退維谷我們經常會碰到的兩難。倫理的決策牽涉公或私的種種親情友誼，加上意識型態、政治立場等等偏好的不同，再經一些有意、無意的情緒操弄，兩難的問題就更為複雜、敏感和難解了。蔣中正銅像下不下架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事例。
賴清德總統即將上台，全民期待社會和諧的時刻。即將下台的行政院長陳建仁上週主持「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第4次會議，要求國防部應於一個月內，完成籌設軍中轉型正義教育外部專家諮詢小組。「去蔣化」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當然也引發不少爭議。
贊同，反對，都得拿出道理
國防部長邱國正和退輔會主委馮世寬針對拆除蔣公銅像，先後表示堅決反對。他們只是「愚忠」嗎？倫理決策有它符合普世規範的評價參數，也有它源於古今中外的哲學思維。大家先靜下心來，不急於下結論，也來參考曾遭遇此一兩難的政治大學和台灣大學如何抉擇。
倫理哲學探討的主題是個人和群體生命的意義和生存的價值。怎麼去衡量這個意義和價值呢？它所依賴的核心就在倫理。而倫理判定的主要評價固然在於善惡、是非和對錯，規範性的功利、義務等等參數也必須相對納入，而且隨著時空情境的多元、敏感和複雜，還必須運用雙效檢驗加上測定，否則很容易被直覺的偏好、認知和意識型態等等情緒所操弄。時空情境中的社會、文化、習俗等歷史背景，而後做相對比較好的選擇。
以結果論來做價值推斷的功利說是倫理決策中第一項準則。如果把蔣中正擺回1940-1970年代的時空背景，他在228事件和白色恐怖中固然難辭其咎；然而，馮世寬表示的「我堅決反對」並非沒道理。假如沒有蔣中正把黃金、人才、部隊帶進台灣，今天不會有安定的台灣發展，蔣中正帶到台灣的部隊，不是竄逃，而是有計畫的到台灣，將這裡當成復興基地，反攻大陸雖然沒有成功，但把台灣建設有了「護國神山」、醫院的「護民神盾」。只是看到他在白色恐怖中間，處置許多匪諜，就認為是一種殘害，不公平，也不正義。
轉型正義，不能淪為绝對審判
突破倫理決策兩難困境的第二項思維參數是義務說。邱國正說，軍中有些東西可以配合外界社會，有些東西「必須和外面不一樣」。他以蔣公銅像為例，表示營區不是公共場所，其中東西都是國軍的財產，如果沒有違法，為何要改變呢？邱部長的說法有它符合倫理和正義的道理嗎？
轉型正義在過去廿年間被高唱入雲，德國希特勒更經常被學界引為事例。歷史批判必須對事件發生的背景、脈動和路徑先有客觀的了解，而後對其總結，拋開情緒性的焦躁；最重要的是，不能落入橫的移植的陷阱或線性推論的偏執。以今論古，或是以古論今，皆得客觀、慎重，否則很容易被妄加鼓動。
義務也是責任，陳建仁從行政院長身份，固然符合責任，邱國正的堅持也是職責所在。倫理決策不能輕率的另一主因正是，它從國家、社會、企業、文化等多重領域來看，大家更應該考慮到職務、職業、職責的一些差異，多些包容的雅量，而非偏狹的清算。正確的事之所以正確是因為下令，抑或是對實際上道德正確的事下令? 柏拉圖指出的尤西弗倫困境(Euthyphro Dilemma）值得大家深思。
類似兩難，看政大、台大如何處理
類似蔣中正銅像要不要移出的爭議在2017年曾經發在政大發生。當時的政大學生會得知學校唯一的蔣公遺像位於四維堂，而四維堂的蔣中正遺像，並非以紀念榮譽校長為名，而是尊崇他的統治者身分，屬於促轉條例所提到的「威權統治者象徵」，因此在學務會議提出「以民主審議方式決定對四維堂蔣中正遺像之處理」。
打著轉型正氣旗幟的活動經常野火燒過校園。政大校內有兩座蔣中正銅像，包括：圖書館內的座像，以及後山的騎馬像，2017年9月的校務會議並未決定要遷移哪一座，留待後續會議討論。沒想到，2019年228前夕，台大的學生居然跑去噴漆銅像並砍斷了馬腿，掀起軒然大波。
處理倫理困境有它的步驟和方法，先收集資料及評估，以確立問題的爭議所在，進而針對每一可行的措施，評定其決策的善惡、是非、對錯、公平、正義等綜合利弊和價值。台大針對政大蔣中正銅像被毁事件做出了符合倫理哲學的決策。
台大對於此一事件發表3點聲明，第一，在民主法治社會，以暴力破壞方式表達意見，激化社會對立，校方不表認同。其次，學校肩負教育責任，將視該案發展，依校內規範處理與輔導。最後，值此228紀念日，呼籲大家，以恕道精神，彌平傷痛；以理性態度，面對歷史；以平和方式，創造未來。
職務倫理和決策正義，兼籌並顧
政大的做法也值得稱讚。副校長陳樹衡表示，國外很多因銅像遷移造成社會對立，政大處理這個問題會是一個典範，世界要進步，需要團結和諒解，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本質，也就是愛；社會有對立，前面加了負號後，負負得正，就成為正面力量；政大有這樣的智慧解決問題。綜觀蔣中正銅像的處理，我們最為缺少的，就是和這段歷史的互動及溝通。
政治人物對於行政倫理應該牢記在心的是，政治倫理對行政作為的道德判斷，首先是職務方面，它應專注於公眾官僚的行為與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是否理性、合法和正當，符合倫理；其次是決策部分，它所論述關於決策的判斷，是否公平、公允和公正，符合正義。兩者都必須兼顧，才能說服大眾。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5月1將他的位置交給了新任總理黃循財。他在致詞中強調新加坡成功立足於世界的三大核心是：社會和諧、政治穩定和長期規劃。這何嘗不是中華民國和台灣迎向充滿挑戰的未來應有的胸襟、器識和包容。政治人物啊！向外、向前看吧！
黃丙喜，筆耕公共政策三十年，期為國泰民安增動力，為社會公義添喉舌。
現任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理事長、台科大酷點校園董事長，曾任跨國企業公共事務主管，先後在台灣科技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芬蘭厄爾托大學教授IMBA/EMBA學程，並任國發會、經濟部、衛福部專案顧問，負責政策前瞻、國會溝通和危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