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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我經歷的「中壢事件」五、後中壢事件現象

優傳媒/ 2022.01.17 10:42

作為所謂中壢事件的「相關人物」,我與中壢當天發生的事可說毫無關係。但是以一個青年新聞工作者的角色,與那個時代的主政者以及事件的兩造當事人有過近身接觸;曾經想做些什麼,也的確做了些什麼。置身變局,重大的政治事件總是跟着我,卻因思想意識過於超前,而政治變革的速度總是慢了好幾拍,以致在人生浪潮中起起伏伏。且把這番顛簸的際遇,視為「後中壢事件現象」的一個見證吧。

 

作者/周天瑞口述

訪問/陳儀深(國史館館長)、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

記錄整理/陳昶安、葉惠芬

 

作者的話》

國史館近日出版口述歷史「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由於「中壢事件」當時,我是《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因此在16位受訪者之列。

訪談過程中,主訪的國史館長陳儀深及其訪員,從每個受訪者的出身背景及成長歷程談起,並且以全紀錄的方式發表,而非單獨聚焦於事件本身。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是基於國史館定位於史料蒐集,俾便日後的史料運用者,充分看見脈絡、背景及因由,作為探知史事全貌之基礎。

正因如此,訪談全文長約兩萬五千餘字,無形中成了我個人在33歲以前以及新聞工作最初9年(1971~1980)的生涯筆記,可暫時權充我的一部份回憶錄。說來《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專欄已多時未續新稿,新年伊始,不如以此口述訪談補上,與您聊聊往事,並祝您新年好,望請笑納。

(全文取自國史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小標與圖片為《優傳媒》所加。)

 

 

對中壢事件之報導與決策》

   

中壢事件既然不在採訪組的職責範圍,當然不容我置喙,就由地方通訊組主任及其以上的總編輯乃至老闆決定如何處理了,但是依照當時的慣性,這樣的新聞必有黨部的指示。果然,當晚大概快十一點的時候,余先生找我們去他家開會,被找去的人有總主筆、總編輯、執行副總編輯、地方通訊組主任,以及我。他也知道中壢事件在新聞上沒我什麼事,但一方面他習慣拉我開會,一方面大概要我知道政治形勢吧。通常對於這種與我不直接有關的事,我都只帶耳朵與會,保持沉默。他剛換上睡袍,準備就寢,告訴我們今晚協調的結果:黨部正式交代,這個事情淡化處理,最好不要見報,背後什麼原因都不能提。並說,我們就配合吧。 

 

第二天果然,各報都乖乖聽話。時報在第三版做了簡單報導,雖然余先生沒有說一個字都不能登,這個簡單報導簡直簡單到等於一個字都沒登,完全不具實質性,令人看不懂。《聯合報》登的也差不多,沒有「違規」。對於這種所謂「新聞協調」,兩報隔三岔五地會輪流違規一下,誰都別怨誰,這回倒是都挺守規矩,可想而知,昨晚黨部必有一番千叮萬囑。

 

沒想到過了一個星期,《聯合報》在第三版全版登載了中壢事件的全部狀況,吃乾抹盡得連骨頭都不剩!這讓余先生簡直氣昏,等於被《聯合報》的王老闆擺了一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便即刻召集我們討論因應之策,隔天我們也用全版〔按:《中國時報》11月27日第3版〕回敬了過去。由於事件本身已經被對手談光了,時報就另闢蹊徑,遍訪黨外人士以及許信良等違紀競選而當選的原國民黨人,這個內容的強度完全不輸中壢事件。從這樣的見報過程顯示,在戒嚴年代,重大和敏感新聞當天的處理,往往要遵從黨部的指示,黨部說不能見報就不能見報。但是在報紙的競爭和報業工作者新聞良知的驅使下,消息的管控也未必那麼順風順水、密不透風,真相的揭露只是時間差而已。

 

至於當天黨部怎麼進行新聞協調?哪些人參與其事?從余先生親自出席就知道,那是報老闆層次的會議,連總主筆、總編輯都不配受邀!我猜起碼是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親自召集,邀了媒體的大老闆一起開的,等於是傳達中央指令,至於是不是他跟蔣經國有過請示而得到的結論,我不清楚,但極有可能,因為秘書長也不敢擅自作主。大概他們一邊注意事情的發展,一邊來回請示參商,否則為什麼會開到那麼晚?從下午事件發生,到晚上余先生開會回來,這當中記者該寫的寫,編輯該編的編,此時編輯台編好的版面早已成形,就等降版。如今余先生一聲令下,回頭編輯台就即刻抽版、換搞,一切重來,緊急應變。

 

從一場餐會看選前氣氛詭異》

 

有一件事也值得一談。雖然新聞不歸我們處理,但許信良在桃園選得很熱鬧,很多方面開創了選舉的新型態,深受時報這幫年輕人關切。由於相互熟識,選前沒幾天,我就約許信良和吳仁輔,加上時報幾個跑政治、警政線的記者一起吃個飯,當作一次教育訓練,地點在中央社對面、松江路上的一家餐廳。很奇怪的是,到了那一天,從午後開始,我就不斷接到同業打來的電話,千篇一律地向我打探是不是許信良今晚有個記者會?向我確認時間地點。我一頭霧水,不是約好跟時報人吃飯的嗎?怎麼沒經過商量和通告就改成大拜拜了?心裡不免嘀咕他到底在搞什麼飛機!在我終於聯絡上吳仁輔後,他也覺得莫名其妙:「沒有啊,明明就是原來約好的那樣啊,沒有要開記者會啊!」非常納悶。晚上到了餐廳,真的來了一堆記者:「我們收到通知,說許信良要在這邊開記者會,所以我們就來了。」壓根兒沒有一個是老許他們發的通知,費了一番唇舌,他們才散去。

 

我和許信良(左)對聞亂風而至的新聞同業說:「今天沒有記者會。」(國史館藏)

 

接著大家一陣七嘴八舌,研判定是情治單位攪的局,當他們探知我們要和許信良一起吃飯,不曉得有什麼玄機,就故意通告其他記者,說許信良要開記者會,來聽我們談些什麼。鬧了一場以後,同業們無趣地走了,我們猜想,說不定房間裡、餐桌下被動過手腳,裝有竊聽器。於是大家就跟竊聽器對起話來,故意調侃:「怎樣?聽清楚沒有?」「記好了嗎?」「剛剛那句話是XX說的,不是我喔。」ˉ

 

這件事究竟怎麼回事?到現在還是不真正明白,但可以確定,那個時候的氣氛十分緊張,情治單位對許信良的動靜、對《中國時報》這批「來路不明的年輕人」(據內部消息透露,這是情治單位給周某人這幫人的形容詞)與許信良之間的互動,高度關切,力求掌握,甚至還趁機攪局,把一個單純的飯局搞得如臨大敵,只是未免無聊了些,以至於一個晚上都遭我們恥笑:「糊塗情報員!」

 

我的職務變動與「後中壢事件現象」》

 

與中壢事件時的情況很不同的是,到了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時,我們總社的記者能參與其事的機會就大得多了,一因在重大事件發生時已經形成總社支援甚至指揮地方的模式;再者,事件後的逮捕和審判多在臺北發生。但若要深刻認識到當時情況,恐怕不能不以我的職務變動做為案例,因與當時的環境有密切的連動關係,可視為一種「後中壢事件現象」。

 

話說1977年1月1日我當採訪主任時,尚不足三十歲。重點不在前所未有的年輕,而是我的長官們與同級主管,無不大我二、三十歲,即便我底下的記者,也有不少差距二十歲左右的前輩,大我七、八歲到十幾歲的更是大有人在,比我資淺的則屈指可數。這說明余先生和我這師徒二人真夠大膽,一個敢大膽用,一個也敢大膽接。事實證明這步棋是成功的,時報因此率先完成了世代交替,一時人才鼎盛,充滿銳氣,而在美國ABC(Audit Beaurou of Circulations)組織有關發行量的監核下,這個時期報份衝破一百萬,成為名符其實的第一大報,更塑造了自由派報紙的形象與口碑。

 

半年後我就掛上副總編輯銜,進一步受到肯定。但是好景不常,因為意見不同,平日就與余先生時有齟齬,結果年底在一次會議上,我控制不住脾氣,對報社之漫無制度大肆批評了一番,講的都是很多人心裡的話,但余先生臉上掛不住。他雖當場表現得很有風度,卻在一個星期後,藉詞《聯合報》將開辦《民生報》,時報須調整總編輯和採訪主任以為因應,把我換下來了(總編輯常勝君先生跟著陪榜)。一方面在個性上磨一磨我,一方面也省些來自有關方面的壓力。

 

此時五項公職選舉選完了,中壢事件發生了,我也將下台了,便積極聯繫陳婉真回國的事,並告訴她,我將在12月底交卸職務,希望她能在這之前回來。她聽了嚇一跳,問是不是因為她的緣故,我回說不能這麼理解,但若她不回來,那我就無過變有過了。她也夠意思,便打消了留在美國讀書的念頭,雖因有些事情耽擱,總在12月底以前確定了1月中回來的行程,使我得以「結案」了。另一方面,卸職前我還與余先生商量了她回來後的工作,建議不再跑省議會,而接任台北市政新聞小組召集人,余先生全盤照准,如此對她日後的出處也有了交代,把事情做了周全。在完成任上這最後一件事後,1977年12月31日我便下台了。

   

或許是礙於外界風評,或許是他老人家還不願改變對我的規劃,我仍以副總編輯銜,上編輯台分稿,並繼續兼任專欄主任(我大概是台灣報界第一個專欄主任,在當記者的時候就已奉命邀專欄,當採訪主任後又加了一個專欄主任銜)。前者表示進一步具備候選總編輯的資格,並未貶我;後者則是藉著我與學界的關係,繼續為時報發掘人才與好的專欄。半年後,調我接任《時報周刊海外版》總編輯,這是一份向美國地區寄送的小型報紙,是後來《時報雜誌》和《美洲中國時報》的前身。我接手後注入了更多開明、開放和充實的內容,並更多了解海外的心情和需要,是我日後海外辦報的初體驗。當時出獄的政治犯如雷震、李敖,報紙連碰都不敢碰,卻是我們專訪的對象,內容獲得很高的評價。可以說,它是時報衝撞言論禁忌和報導尺度的一個突破口。

 

如此又過了半年,1979年1月1日,余先生覺得「磨練」得差不多了,讓我重返採訪組,迎向一個亟待破繭的政治局面。就在這個任上,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

 

1982年美麗島大審之後,由於我前前後後積累的不良紀錄實在太多,余先生擔心接著若要向報紙下手的話,我會首當其衝,他顯然為此更困擾不已。於是決定提供我一切的費用,送我出國讀書,預定兩年時間(這是前所未有的事),許多人把它看作軟性放逐,我因此去到美利堅。我常向施明德自我消遣說:「美麗島事件之後,你們入了獄,我出了國,都是停了工作,留學 !」到了美國,重回校園,在匹茲堡大學修了一個學位,倒是難得地過了一段反璞歸真的日子。之後銜命創辦《美洲中國時報》,正當辦得風生水起的時候,又因種種政治麻煩而關報,壽命僅僅兩年兩個月零十一天,可見即使到了海外辦報,仍難擺脫國內政治牽扯的宿命。從此之後我便告別了時報。關於《美洲中時》起落以及辭離時報的故事,可參見拙著《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2019年8月,印刻出版。如下圖)

   

 

重大的政治新聞事件總是跟著我跑》

 

回顧我在時報的日子,彷彿重大的政治新聞事件總是跟著我跑:1977年11月中壢事件、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宅血案,我是採訪主任。1981年7月陳文成事件,他任教的CMU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卡內基美隆]與我念書的匹茲堡大學比鄰,我受命採訪美國方面的反應。1984年8月兩岸首次奧運相逢、1984年10月江南(劉宜良)被刺,我是總編輯。我職業生涯的跌宕起伏、顛簸流離,與這些世變緊緊相連 : 中壢事件後,下台;美麗島大審後,放逐;奧運衝擊與江南命案後,關報、走人。下台,放逐,關報,走人,一個不願順著政治正確走、總自期有些使命感的新聞人,便注定了這樣的飄零坎坷。

 

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正逢國民黨在陽明山召開第十一屆四中全會,在這種高度政治性的集會裡,要求嚴辦,絕不容寬貸的聲浪響徹雲霄,氣氛肅殺。但是蔣經國倒沒有完全一面倒,因為也有很多人公開不好說,私下會進言,其中包括余紀忠先生。余先生告訴我,他曾建議蔣經國要學列寧當年的作法,「縮小打擊面,擴大爭取面」;即使不得不有所打擊,也儘量限縮,所以後來沒有人被判死刑。不過老實說,美麗島事件之後政治形勢愈趨緊縮,言論上也更加保守,社會上瀰漫著一股隨時會抓人的氣氛。

 

時報經歷的「後中壢事件現象」》

 

我且簡要敘述幾個親身經歷的時報故事,來看當時的情境。

 

(一)林宅血案發生後不久就傳言,唯一生還的林家大女兒林奐均甦醒後說:「兇手是來過我家的叔叔。」這個大有問題的傳言,余先生信以為真,我不表認同,他執意刊出這句話,認為這個時候應當表現「道德勇氣」。結果不但被強烈質疑,數日後撰稿記者一夜未歸,一度疑為遭遇不測,結果是烏龍一場。情治單位約談該「失蹤」記者詢其當日何往,不得要領,至今是謎。

 

(二)美麗島事件震動國際,在國內外壓力下不得不公開審判,但因被告辯護律師陣容堅強,而軍法官素質有所不足,官方深恐相形見絀。司法行政部長汪道淵特來向余先生請託,希望時報在報導上有所考慮。余先生試圖囑之於我,我說既是公開審判,國際媒體身臨其境,《中國時報》豈可報導失真,貽笑大方?有關方面應該另想辦法。他不語而去。

 

2004年東森電視台製播「再見 美麗島」紀錄片,因是片中受訪人,應邀參與試映記者會。

 

(三)因台美斷交而停辦的立委選舉,立委蕭天讚、許世賢曾就是否會恢復一事打賭,輸家以賭資捐給地方為建設經費。時報於報端披露此訊,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以蕭主管社工會不宜賭博責蕭,蕭矢口否認,蔣為之親筆致函余先生要求更正,余拿著蔣彥士的信命我發刊。經我私下與蕭溝通,證實報導無誤,同意無須小題大作,再經蔣彥士逕自致電總編輯撤銷(當時余已就寢),更正乃罷。

 

(四)時報為加強當時所謂「知匪」的報導,專案成立「大陸資料室」,特准可以訂閱大陸報刊。一日,炙手可熱的警備總部發言人徐梅鄰,率隊前來做業務檢查,有如大軍壓境,時報二老闆儲京之發行人親自接待。會中竟對時報的內容大肆批評,尤其指向周天瑞的新聞處理和高信疆的副刊走向,「提醒」報社要多加留意,說完便揚長而去。

 

這四件事,可發揮的文章很多,明顯可見當時的環境,如何影響了一個有豐富閱歷而又自詡開明的老報人余紀忠先生,使他不免判斷失準,遷就毫無必要的壓力,甚而為芝麻綠豆大的事煞有介事。尤其,面對情治機構的侵門踏戶、囂張恫嚇,堂堂媒體重鎮竟然毫無辦法。殘酷地說,余先生發現,在那個環境裡,他很孤單,也很無力,他不得不向權勢中人示好。

   

(自左至右)張俊宏、王令麟、呂秀蓮、姚嘉文、許信良、周天瑞在試映記者會上。

 

變與不變,蔣經國左右為難》

 

前面說過,以我採訪國民黨十一全大會的體驗,我感知到,在當時的那個時間點上,蔣經國確實有著改革的念頭,可是並沒有劍及履及。另外,記得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聽余先生跟我們講過,蔣經國有一回召見他們三位中常委報老闆——《中央日報》曹聖芬、《聯合報》王惕吾、《中國時報》余紀忠,很剴切地跟他們說:「關於將來改革的事情,開放的事情,包括國會怎麼樣處理的事情,還有黨禁這件事情,我都會做,但是希望你們不要在報紙上逼我、催我。」

 

蔣經國顯然想改,但是顯然他也需要一個步驟或節奏,他並不能隨心所欲。推想當他要推動時,必定有各種掣肘的力量群起包圍,蔣也必須顧慮到他們會怎麼反彈。掣肘的力量口口聲聲為了黨國,但對社會走勢從無警覺,也無遠見,一遇紛亂,只會主張壓制,就更難改革。中壢事件之後,果然「李主任換,王主任升」;如今又加上美麗島事件,使得另外一種聲音更加超越了上來。不但改革噤聲,甚至,王主任還領軍跑出一個「劉少康辦公室」來。這種人乘機聲稱為了鞏固國民黨,力保政權,蔣經國又如何力加阻止?人在面臨挑戰的時候,心理上或者還真需要一個保命機器也說不定。乘勢出頭者拉攏不同的部會,打安全牌,以特務力量為主體的機制形成,局勢越發緊縮,主張變革的人只好靠邊站。余先生與保守勢力素無交融,對他們也無能為力,就只得讓我出國,免得如果我一旦出事,他束手無策。平心而論,他老人家也是在保護我,等局勢平靜下來再說。即便是蔣經國,縱使想要改革,也怕呷緊弄破碗,才有他對報老闆們說的那番話。在此之前,他不得不搞兩面手法,玩所謂的「蹺蹺板」。

 

1995年我邀了一批時報的「退除役官兵」合請余先生、余伯母餐敘,並送給他一座刻有「長在我心」四個字的玉如意,意味深長,他非常開心。

 

貽誤時機,民主之路至今不成典範》

 

然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又是不可逆的,僥倖掌權者往往食髓知味而忘其所以,不自覺地步入極端,以致物極必反。於是1983年,在王昇赴美接受美國高規格接待後,劉少康辦公室瞬間遭到裁撤,大權一夕歸零。緊接著1984年,情治首長派竹聯幫幫主赴美刺殺美國公民江南,惹毛了老美,情治機構多行不義遭自斃。於是,態勢扭轉了,保守派垮台,開放的機會出現了。

 

總的來看,美麗島事件是因爭取民主自由,反而帶來一連串全面緊縮;而江南案則因一心保衛政權,反而帶來改革開放,終於走上民主道路。事情就是如此弔詭。

 

1979年5月18日,台北市長李登輝赴美與休士頓締結姊妹市,我與他在中正機場貴賓室送行話別,足見我們當時的關係不一般。自1976年開始,這種關係前後有十三、四年的時間。

 

以今視昔,如果蔣經國死得晚一點,或者說,如果改革開放開始得早一點,是否會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比較好?由於歷史無法假設,更無法回頭,這個問題當然沒有答案。不過回顧歷史發展的事實是,台灣政治改革的列車從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後才真正啟動,不到兩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量和需要,形成「前緩後速;之前有限,之後無限」的節奏與規模。一切沒有準備,沒有規劃,甚至,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的窘狀,都明白暴露。不容否認,這是一個受形勢所迫的急促改革,這就是被逼著改的結果。三十多年過去了,憲法修了好幾回,政黨輪了好幾替,到今天都還沒縷順許多理念、制度、運作、相互關係上的邏輯,政治依舊不上軌道,權力格外不自節制,誠不知伊於胡底!每當許多人在謳歌台灣的民主自由時,坦白說,我的內心是持疑並且有許多意見的。

(五之五)

 

水深不妨流水過  山高豈礙白雲飛

一一南宋道川禪師          

 

陳儀深館長與我在訪談中。(圖/陳昶安)

 

作者簡介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創辦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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