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離台六十，本文從早年「反共宣傳」時代在中央電台的播音經驗說起，談他如何反感「美國顧問」的干預，如何在基隆碼頭出國時遭憲兵攔押，如何險些受同事誣陷影響一生，如何發願不再幫美國人做詆毀兄弟同胞的「馬前卒」，如何告別台灣，從此行遍天下並浸淫於世界藝術之林．．．。（圖/遠距離廣播發射天線，取自網路）
作者/劉敦仁
坐在書房裡寫作，望著日曆在尋找靈感時，2022年映入眼簾，「2」這個數字特別吸引我，尤其一連串三個「2」，恰如一連串的漣漪在我腦海中起伏，使我陷入沈思。這不正是我離開台灣整整一個甲子的年份嗎？
我是1962年離開台灣的，當時沒有一般年輕人追求富貴榮華的憧憬，也沒有為了前途想方設法進入高等學府，力爭最高學位，以期光宗耀祖的念想。
離開台灣，可說是個無奈的決定，而且內心充滿了無法宣洩的悲憤和哀傷。從進入大學直到畢業，我唯一關心的就是求得一份能解決溫飽的職業。這個「夢想」即便低微，在沒有任何人際關係的社會裡，也是個難以企及的「奢望」。
曾經遺憾沒考進新聞系
由於大學錄取的科系，與我所填的第一志願相去甚遠，成為我畢業後尋找工作的最大的掣肘。我填寫的第一志願是「新聞系」，這是我自幼即許下的心願，希望作為將來的發展。
記得放榜的前一晚，大颱風來襲，台北處於狂風暴雨中。我急於知道放榜結果，便和一位在報館排字的同學聯絡好，冒著風雨前往報館等待放榜名單。結果我失落了，我以較差的分數被分配到最為痛恨的「外文系」，無可奈何之下，我只能勉為其難地混完了四年的課程。
畢業後得力於初中時代國文老師的關懷，我進到淡水一所幾乎是農村裡的初中擔任教書匠，經過教學相長甘之如飴的一年光陰，受到母校的推薦，獲得最基本的「助教」職務。對我而言這已是登峰造極的「黃金屋」了。
然而新聞工作仍然是我的「夢寐以求」，終於「聯合報」分類廣告欄一則招聘記者的廣告吸引了我。招聘的記者共分四類，每一類必須通曉一種方言，也就是滬語、粵語、閩南語、客家語。我出生在上海，就用上海話去應徵。
在中央電台做滬語廣播
經過筆試和口試，我居然被錄取了。徵聘記者的新聞媒體竟然是台灣頂尖的「中央廣播電台」。當時負責「中央廣播電台」的是黎世芬先生，我也不知道他的官階究竟有多高，只是我們的錄取都是經過他的最後審核。
我們四個「幸運兒」依時到達，經過自我介紹，都是剛走出校門不久的年輕小伙子。黎世芬主任給我們作了簡單的的訓話後，指示我們工作要點是該台對大陸廣播，用四種方言分別向上海、廣東、福建和客家地區進行「反共宣傳心戰工作」。黎世芬主任特別關照我們，要經過三個月的使用考核期，然後再審核是否合格成為正式記者。
最緊張的工作內容是，每天清晨即需要寫從六點開播後的五次新聞廣播內容。清晨五點天還沒亮，電台即派車到家裡來接。進入辦公室，就立即開始緊張的工作程序，我要從外電（實際上大部分都是美國的各大新聞通訊社的稿件）及本地新聞資料中，挑選有「反共」效果的新聞內容，編寫八則廣播新聞，由值班工人拿到油印機室印妥。這時候廣播員也到了播音室，播報我寫的新聞內容。
記得每當我埋頭疾書時，即可聞到油煎的香味，工人將一碟四個生煎包擱在我辦公桌上，另外還泡上一杯綠茶。我也只能大口咬著生煎包，然後喝口茶，就囫圇吞棗般地將四個生煎包解決了。這個吃早點的程序，成了早班例行公事的一部分。
新聞開播時間是上午六點，每隔半小時廣播一次，到八點結束。也就是一個清晨要廣播五次，每次八則，字數有嚴格規定，而且不能重複。當廣播員在播出第一批新聞時，我就要開始埋首書寫第二次廣播的八則新聞。一開始時的確很緊張，而且最擔心的就是出錯。經過鍛鍊後，逐漸摸熟了寫廣播稿的套路，心理上就沒有剛上任時那麼「不知所措」了！
清晨的新聞廣播稿工作結束後，我還有每天兩個半小時的專欄節目要製作，從構思、訪問、撰稿到配音，都要一肩挑。一個是介紹台灣社會的繁榮昌盛，在廣播時用國樂作為背景配樂。另一個是帶有國際性的宣傳內容，背景配樂是以歐洲古典音樂為主。一周六天幾乎全身心投入工作，忙得不亦樂乎，感受到新聞工作在緊張中的無限樂趣。
黎世芬賞識遭同仁嫉視
試用了一個月後，黎世芬主任召見我們四個人，他面露親切的微笑告訴我們，上峯對我們這一個月的工作成績很滿意。接著話鋒一轉，告訴我們試用期由三個月改為一個月，也就是從下個月一日開始被正式錄用，成為「中央廣播電台」的記者。
當然這個信息給我們四個年輕人莫大的鼓勵，所以我們彼此合作無間，用積極的工作成績來報答黎世芬給我們的機會。然而我們勤奮的工作態度在資深記者和編輯的眼裡就成為電台的異類，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給我們這四個小伙子取了個「新四貴」的綽號。一開始還沒有放在心上，以為不過是一時興起的玩笑而已。但時日一久，不論走到哪裡，隱約間我們都有一種「芒刺在背」的感覺。
黎世芬對大陸宣傳的四種方言廣播寄以厚望，他特地將我們四人安排在一棟小樓裡，每一種方言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室。另外我們每人還配有一名「導播」，負責製作節目錄音等工作。而其他數十位老編輯被安置在一個大統艙式的辦公室工作，裡面經常是煙霧騰騰，我們四個年輕人都沒有吸菸的習慣，所以每次進到大辦公室時，就會流眼淚，打噴嚏。為此我們特別感謝黎世芬主任，給我們創造了空氣清新的辦公地點。
1965年黎世芬(右)繼魏景蒙(中)之後出任中廣總經理，之前負責大陸廣播部。(圖/取自網路)
為了提高新聞採訪的工作效益，黎世芬主任還為我們四個「新四貴」每個方言部門配置了一台錄音機。在資深記者和編輯眼裡，這簡直是不得了的「特殊待遇」，我們遭到白眼的機率與日俱增。
電台為我主持的上海方言部門配備的導播，是一位退役軍官。在我到電台之前，上海方言部門就是他獨撐大樑，所以對大陸廣播的「反共宣傳」稿，也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後來由於我在編制中是記者兼編輯，所以所有「反共宣傳」的文字，便都改由我撰寫。
起初我不明就裡，總編輯經常將廣播稿放在我的辦公桌上，上面還有一紙便條，指令我斟酌修改。當時我也不知道這廣播稿出自何人之手，既然是總編輯的指令，我就認真地逐字審閱並予以修改，再交還給總編輯。
不久我就發現與我搭檔的「導播」，用一副苦瓜臉與我周旋，而且對我保持距離，言語中經常帶有不著邊際的冷嘲熱諷。直到有一天總編輯通知我，上海方言部門對大陸廣播的稿件統由我執筆，此時我才恍然大悟，之前總編輯交給我修改的廣播稿皆出自這位導播之手。儘管時間轉移，我們之間幾乎來自命定的「隔閡」完全無解。
正當黎世芬主任在考慮給我們這「新四貴」每人配置一輛摩托車時，辦公大樓裡早已是暗潮洶湧，謠言四起，將我們從「新貴」提升為「權貴」了。從我辦公室那位導播的語氣裡，時常有意無意間露出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旁敲側擊」，除了提醒自己稍微警惕之外，也沒有做深層次的猜臆，為了電台的工作，盡量保持同事之間的合作協調。
在黎世芬主任的督促下，電台的業務蒸蒸日上，員工們的積極性也是有目共睹。他對廣播員的要求非常嚴格，尤其在語言上不允許有任何的閃失。他在辦公室裡安裝了通往所有播音室的麥克風，只要一按鈕，就立即能直接聽到任何一位播音員的發音和語調。假如在發音上或者讀稿時錯了字，就要扣薪水新台幣二十元，而且還將事由公布在佈告欄裡，來警示全體員工。所以每個人對黎世芬的作風既佩服又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黎世芬主任個子不高，瘦削的臉龐上掛著一副深度眼鏡，鏡片後面的雙眼時刻發出銳利的眼神，嚴格中帶有長者的慈祥，所以他對員工的要求，從來不會有人持不同意見或予以反駁。電台充滿精誠團結的氛圍。
美國顧問干預我們播音
當我們正在熱火朝天地為電台的事業奮勇前行時，總編輯突然叫我去他辦公室。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我，我用國樂配音的訪問節目需要調整，方式很簡單，就是用美國的搖滾樂取代中國的傳統國樂。
我被這個突來的要求弄得不明所以。中央廣播電台是中國人的新聞台，而且是對大陸廣播，為什麼突然要將美國葛倫米勒 (Glenn Miller 1904-1944) 的搖滾樂作為我已經製作多時的節目配樂？但我也提不出什麼具體的理由來反駁，只能支支吾吾地問到，我檔案中一張美國搖滾樂的唱片都沒有，哪來經費去購買龐大的新唱片？
豈知總編輯以輕鬆的口吻告訴我，這是美國顧問的意見，而且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相應的唱片，足夠我使用一段時間，他進而斬釘截鐵地吩咐我，節目從下周開始調整。
步出他辦公室，「美國顧問」四個字不停地在我腦子裡反覆出現，難道說「中央廣播電台」是美國人出資建立的？從歷史的角度審視，「中央廣播電台」自1928年就已經由陳果夫先生在大陸創建，為什麼我們要用美國的搖滾樂來更換中國傳統國樂？我百思不得其解。帶著失落般的心緒回到辦公桌上，我在那裡沉默不語，只反覆思考這個本來就不該我操心的問題。
事有湊巧，那位幾乎每天天未亮就接我上班的司機，經常在下班時遇到我，總會讓我搭一段順風車。而那天下午沒有見到他，我就步行離開電台，準備去搭乘公共汽車回家。
就在我走到離大門不願處，突然見到一棟小洋樓門口，站著一位個子高大的洋人，頭髮已經全白，臉色很嚴肅，正拿著一支雪茄煙在那裡吞雲吐霧。他的身影立刻使我聯想起總編輯口中的「美國顧問」，肯定他就是要我調換節目配樂的始作俑者，心底立即湧現一股無法壓抑的反感。
自覺不願當美國馬前卒
坐在公共汽車上，我一直左思右想，卻找不出一個結論，只是用猜臆的方式去分析：既然這個「美國顧問」有如此之大的權勢，可以隨意改變中國人的電台節目，那麼有可能我們每個月領到的薪水也是由美國人支付的？想到這裡，我的背脊樑不禁冒出冷汗。
也因此我開始懷疑，每天口口聲聲的「反共宣傳」，是否也是向「美國顧問」效忠的表現？我再深入琢磨，既然蔣介石在南京時代，就依賴美國的援助去消滅他心目中的敵人，那麼今天在台灣，這些「反共」節目，又是否為南京時代的延續？想得越深，我越發坐立不安。
既然如此，那麼我跟隨父親九死一生地流浪到台灣，又為的是什麼？進入「中央廣播電台」原本是我兢兢業業發展新聞事業理想的起點，但如今這個堪稱「中華民國」的新聞權威，竟然只是美國豢養的一個傳聲筒而已。
一瞬間，我在新聞界求發展的夙願被瓦解得支離破碎，美夢也成為儘早想要甩脫的夢魘！於是，離開電台另謀生路的意念在我腦海裡產生，一直以來對新聞工作的執著，即刻味同嚼蠟。
抓住機會一心只想出國
當時許多同學一畢業即在家長支持下飛往異域，我沒有這個先天條件，因此到國外去謀生的想法，只能是為了自我安慰而編織的「白日夢」。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居然在毫無人際關係的社會裡，我在一個偶然的教會活動中見到了天主教南京教區于斌總主教。他得知我在大學中選修了西班牙語，而且我也坦率地告訴他，如有機會願意到西班牙求學的願望。他未加思索就叮囑身邊的秘書安排我去主教府面談，從而給我提供了前往西班牙留學的機會。
這一看來似乎是「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卻讓我足足深思了好幾天，就是如何向黎世芬主任提出辭呈。經過內心的自我敲打，終於鼓起勇氣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對我的突然辭職著實有點吃驚，片刻後，他要我打消去西班牙的計畫，等安心在台裡工作一到兩年後，由他向國民黨部推薦，給我安排三年公費留學的機會，並由我選擇留學國家。還給我預留籌劃建立第一個電視台的重要職位，學成回來後即可上任。
對黎世芬主任這一番推心置腹的安排我始終存感激之情，只是我無法向他坦言我對美國人幕後操縱電台業務的「反感」。我甚至對他提議用國民黨公費送我出國留學一事，不免懷疑是否來自美國中情局培養外國積極份子的經費！
最終黎世芬主任對我堅決辭職感到失望和惋惜，我一一辦理一切手續，準備登上毫無頭緒的未來征途。
父親以一個奉公守法的公務員，要為我籌措巨額旅費，無異是杯水車薪，只能求助於他的長兄及幾個親朋好友，勉強為我湊足旅費。最節省旅費的辦法就是選擇海路：基隆乘船到香港，轉搭法國客貨輪到馬賽，再轉換火車到西班牙巴塞隆納港，然後換車到馬德里。這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
基隆碼頭驚心動魄的一幕
哪知在基隆碼頭登船前出現了一幕驚心動魄的畫面。當我辦好出境及登船手續，正在和送行的至親好友及同學一一話別時，擴音機裡突然呼叫我的名字，要我立即到警備總司令櫃檯去。在走向那個櫃臺時，腦海中湧現出連我自己都解釋不清楚的不祥預感。 櫃檯前，負責官員命令我交出護照，隨即在上面蓋了印戳，我打開一看，心裡咯噔一下，大事不好，原來在我的出境印戳頁次上蓋了「無效」兩字。接著那位官員告訴我，已經派人到船上取出我的行李。我頓時眼冒金星不知所措。這時已有兩個憲兵朝著我走過來，命令我跟他們上車。
送行的親朋好友及一夥同學都不知道我闖了什麼大禍，個個面露驚慌之色。我也沒有時間向他們說明，只能如同罪犯般地跟著那兩位憲兵步出碼頭。看見父親已先一步坐在司機旁的副駕駛座上。憲兵很禮貌地稱呼父親為「老先生」並告知，他們只是奉命來押我回台北，請他下車。父親向其中一位憲兵遞了名片後，只簡單的回答道：「我兒子去哪裡，我就跟著去哪裡。」憲兵沒有再吭氣，命令司機朝台北方向而去。
途中我一直不安地反覆琢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是否會將我押到西寧南路關押政治犯的建築裡？令我不解的是，到達台北後，吉普車一直朝「中央廣播電台」方向駛去，進入大門後，直接將我送到黎世芬主任辦公室。他平時臉上的慈祥笑容已經消失殆盡，盯住我的是一副帶有殺氣的怒目相視。我實在不知道這葫蘆裡究竟賣的什麼藥？只能緊張地等待他的「審問」。
父親機靈地向黎世芬主任遞了名片，並很禮貌地問是否可借用辦公桌上的電話。經過他的同意，父親向我舅公撥了個電話，告訴他我在基隆被押回台北的情勢，請舅公向黎世芬關說一下，並將電話交給黎世芬主任。舅公和黎世芬通完話後，黎世芬問父親，電話對方那位和我們家庭之間的關係。
父親如實地告訴他，說明是妻子的舅父，黎世芬臉上立即恢復了往日的笑容，並說原來大家都是自己人，發生的一切是個誤會。他話鋒一轉，還對我出國留學作了一番叮囑，另一面命令憲兵回防。黎世芬主任親自送父親走出電台，我們要了計程車回家。一路上父親反覆不停地對我加以責備，並且嚴肅地告誡我，到了歐洲後，在國外必須要謹慎做人。
我只是一心地回想著，既然「中央廣播電台」要我回來補辦辭職手續，為什麼要動用憲兵開吉普車將我押回？難道我的辭職和政治牽上嫌疑的瓜葛？我實在找不出被情治機構「逮捕」的任何理由。
因為出境的被註銷，我得從第一步驟重新辦理所有手續，護照也要更換，因為從香港前往馬賽的客貨輪只有四天時間就要啟程，我必須要在這之前趕到香港，因此搭乘下一班基隆出發的輪船已經來不及，只得改乘飛機前往香港，我的旅途費用因此增加了一倍。
同事誣告險些誤我一生
至於基隆發生的可怕一幕，幕後操縱的竟然是我一直很尊重的導播。在得知我出國留學後，「嫉妒」和「復仇」的複雜心情，促使他在黎世芬主任前編織了一個我有紅色嫌疑的「罪嫌」，這一個看似簡單卻充滿陰險的「密告」，幾乎毀了我的前程甚至搭上性命。
我盡力回想在「中央廣播電台」一年多的服務期間，也許總編輯命令我修改廣播稿是整個「案情」的起點？但也不應當因此導致他內心的不平衡而要置我於死地吧？突然我「如夢初醒」般地感受到「政治」的恐怖，而政府機構往往是一個無法防禦的是非之地！
在機場與父親擁抱話別時，父親叮囑我學成後儘早回來。但他萬沒有料到，我竟然斬釘截鐵地說，要回來我就回北京。父親聽後並沒有吃驚，也沒有責備，只是淡淡地說：「你去北京也要等我死後再去！」這短短的幾個字，卻滿含著我沒有為父親送終的懺悔和悲痛。
告別台灣也告別新聞夢
我終於走了！離開了台灣，帶走的不是對這個島嶼離去的哀傷，而是莫名的痛苦與難言的悲憤。坐在飛機上從窗外望著這個青翠的島嶼從實體漸漸成為影子，最終在我的視線中變得越發模糊不清，也是我對它永恆的告別。我曾經日夜嚮往的新聞事業，就此隨著飛機的尾氣從生命中消失無蹤了。
我對黎世芬主任沒有任何的抱怨，反之至今對他仍然抱有真誠的感恩，至少在那段共事的歲月裡，聆聽過他指點的做人處世之道。只不過每每憶及那段埋首書寫「反共宣傳」的經歷，多少總會產生幾分遺憾，既然是為了美國而反共，那麼我的工作不過是美國的「馬前卒」！所領取的薪俸無異是別人的施捨。為此我下定決心，在有生之年絕對不再做這樣的笨事。
在以後的日子裡，生命中曾經有過幾次返台服務於教育機構或是政府部門的機會，但每一思及基隆的那一幕，就如同魔咒般緊緊地箍著我。不管這些職務有多強的吸引力，軍用吉普車上如罪犯般被押解的那段痛苦經歷，成為我和台灣之間一道永遠無法拆解的屏障。
我沒有再回台灣，父親不幸在1978年1月病逝，我沒有前往台北奔喪，只能在萬里之外，含淚遙望天空祈求父親的原諒。為此我曾被冠上「逆子」的稱號，也只能默默承受。同年12月我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彈指之間，歲月崢嶸，從滿腔壯志未酬的血性青年，到如今閉門謝客的耄耋之年，沒有什麼值得回顧或誇耀的光輝。唯一欣慰的是，我拒絕了由上級發號施令，或成天為開會聆聽訓話的謀生之路，更遠離了為「升官發財」「沽名釣譽」而虛應故事的應酬。
我選擇離開「中央廣播電台」是正確的。沒有必要讓我這個曾受「紅色」牽連的嫌疑犯，去撰寫那些「反共宣傳」的廣播稿。我更為拒絕了「美國顧問」的發號施令而感到自豪，我沒有做分裂中華民族、詆毀兄弟同胞的「馬前卒」，我沒有令祖先受辱。
令人唏噓的是，黎世芬主任一心一意呵護我們四個「新貴」，期待我們能成為「反共宣傳」的前鋒，可他自己卻在1987年掛冠求去，蟄居異域鬱鬱而逝。
對那個曾將我列為「紅色」嫌疑犯的「導播」，迄今我仍對他心存感激。是他使我重新詮釋生命，使我能在碌碌人生中，徘徊於世界各地博物館的藝術作品之前，以及靜坐在莊嚴肅穆的音樂廳中，聆聽著傑出作曲家創造出來的一連串音符。這些代表著人間的真善美。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今我能心無旁騖地盪漾在世界文化領域中，豈不正是用辯證法來詮釋這古訓中的為人處事之道！
（2022年元月14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