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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驚聲》缺乏領袖的群氓 香港抗爭的終局將只剩惡名

優傳媒/ 2019.11.18 23:37

香港的「勇武派」猶如群氓一般,缺乏真正充滿魅力的領袖。(圖/翻攝自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即時新聞)

 

作者/張陌

現在仍然與香港政府與北京對峙的所謂「勇武派」或是「暴徒」,是什麼將他們凝結在一塊的?長期以來的民主自由的嚮往、一股被壓抑許久的反叛的衝動、或只是共同行動中終於被驅走的孤獨?

 

他們當然有所謂的高亢而美好的目標:民主、自由以及選擇自己的政府的權利。但他們的行為並不像對自由或民主有過深刻的思索,他們對反對者進行暴力攻擊,跟民主可謂扯不上一絲關係,堵路、放火、砸店,讓他們更像純粹的犯罪者,像一群有暴力基因的團伙。

 

其實香港的抗爭者並不獨特,他們與十九世紀就被觀察到的群眾是同一類人,十九世紀群眾心理學的巨擘勒龐,掘開了群眾的真實的內核,當群眾被匯聚在一起時,每一個個體都喪失了自己,他們被融入了一個共同的信仰、精神或是情感之中。

 

在群眾之中,每一個人的智力都降低到極其低度的水平,他們只想追隨身邊的人的行動,只想繼續保存在這個有著共同感的美妙感受的共同體裡。在這個共同體裡,他們的肉體與心靈都被釋放,開始去做他們在以往的生命中,從來不敢做的事情,譬如將一個反對者毆打到昏厥甚至喪命,譬如以石頭、鐵撬等阻擋一列火車行進,並最終將它燒毀。

 

他們感覺自己是在進行著一次偉大的事業,超越了過去那種死氣沉沉的、沒有價值的生活,他們感到他所屬的這個群體崇高、英勇、正義並且大公無私,他們甚至也可以在某種情境底下,犧牲自己的生命。

 

但是勒龐卻給了這樣的一群人「群氓」的名字,因為勒龐以為群體是非理性的,用以迷惑他們的東西,只是一個若有似無的概念,但他們自己卻是軟弱無力的,裡頭的每一個人都無法真正為那個作為旗幟的理念,進行有力的辯駁。因為那是外在的、被強加在他們腦裡的思想,他們並不真正擁有那個思想,而只是被灌輸進去罷了。

 

勒龐的見解完全可以在「勇武派」的身上印證,當有人以言詞斥責他們的行動時,他們無人可以進行辯論,唯一的反應就是集體鼓譟、辱罵、威嚇,最終一擁而上,將反對者打個半死,然後一哄而散。

 

勒龐對群眾前無古人似的深刻洞悉,竟獲得了兩位獨裁者的讚賞,他是極力主張民主而反對專制的,但勒龐死後,法西斯的開創者墨索里尼說:「我是勒龐最熱情的崇拜者之一」,他聲稱讀過勒龐的「烏合之眾」、「新時代心理學」等書,並說他組建的法西斯政體,運用了勒龐的一些原理。

 

而阿道夫.希特勒更加景仰勒龐,他的自傳「我的奮鬥」就是依循著勒龐的理論,試圖影響群眾,於是被人描述為「讀起來就像是勒龐作品的偽劣盜版」。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因而也去讀了勒龐,從而認為沒有人像勒龐對群眾現象理解得如此透徹。

 

法西斯與納粹都因此在對掀起群眾的狂熱上,有了理論上的路徑,他們懂得如何去撩撥與勾火,「我的奮鬥」因此有諸多這一類的表述,例如:「偉大的說謊者同時也是偉大的魔術師」或是「我們的思想宣傳必須是人民群眾喜歡的, 而且還能讓最愚蠢的人也能一聽就明白。」

 

現在的麻煩是,香港的「勇武派」沒有任何領袖,它呈現的是網路時代更為紛沓而鬆散的狀態,這些人的背後可能有一個隨機召喚短暫行動的機制或所謂的大台,卻沒有一個真正具有魅力的領袖。這使得這一群人沒有任何的交易或對話的可能性,無法換取、達成一些短期或階段性的利益或目標,以至於它必須以自己的瓦解與崩潰,做為最後的結局。

 

「群氓」不一定完全是負面的,法國大革命的群眾並不神聖,說穿了亦不過就是受到某種蠱惑而暴動的「群氓」,但因為當時的巴黎出現了一群懂得引導群眾的菁英,將歷史轉向了一次政治制度的革命,寫就了一篇「人權宣言」,但香港既無雅各賓派,也無吉倫特黨,於是出現了勇武者與特警猶如游擊戰似的無止境的遭遇。

 

如今勇武者退到了大學校園內,但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的校園內卻無法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對話,並接受菁英的領導,竟然變成了製作汽油彈與堆砌石頭的「新石器時代」兵工廠,準備一場玉石俱焚的抗爭,為的只是繼續他們的狂歡,最後恐怕只能是無疾而終的消逝,並且在歷史上得到狼藉的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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