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4年9月2日，日本東京灣的美軍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了日本無條件投降儀式。在麥克阿瑟將軍及美國代表簽字後，時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長的徐永昌在投降書上寫下「徐永昌」三個大字，見證了這歷史的一刻。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陳琳，因父親陳延暉曾是徐永昌的私人秘書與至交，所以對中華民國與同盟國代表團參與受降的過程知之甚詳。他7月23日投書大陸光明日報，寫下徐永昌率領中國代表團參與受降典禮的細節。
陳琳筆下的徐永昌，擔任軍令部長八年任內，「為堅持抗戰，憚精竭慮」，關心百姓，待兵如子。
對岸知識分子能對一位國民黨將領作此客觀陳述，顯示對抗戰史的理解不全然受官方打壓影響。
大陸官方在政治上的宣傳一直是「中共是抗戰中流砥柱」，強調中共在「敵後戰場」牽制了日軍，重要性甚至超過在「正面戰場」打擊敵人的中國國民黨。
但當年時任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領導抗日早已是不爭事實。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維開說，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自然也是日本對付的目標。即使中共紅軍收編進國民革命軍，也只是其中的一支。
當代眾多史料更證實，這場抗日戰爭給了中共壯大的機會。
曾親歷二戰、對還原抗戰真相不遺餘力的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8月27日投書香港明報表示，抗戰初期國共曾經合作，但領導人是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他克服了日本誘和、汪精衛投降、國共摩擦等內憂，以及國際觀望、盟友出賣等外患，堅持抗日第一、抗戰到底的意志，才贏得最後勝利。」
郝柏村建議中共的領導者，以更寬廣的胸襟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探討抗戰歷史真相。
事實上，中國大陸1980年代就開啟對抗戰史的研究，這方面學界不如官方保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引述大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說法，「中流砥柱不止一個，重慶也是中流砥柱」。重慶是國民政府戰時的陪都。
大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8月底在官方為抗戰紀念活動舉辦的記者會上回答媒體提問時也曾表示，國民黨與中共「有過合作的共識，也有過分裂和內戰的歷史」，中共對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貢獻是肯定的，尤其對抗戰中犧牲的戰士一直是肯定的」。
但是，大陸學者的「鬆口」和官方政策的「鬆動」之間仍有距離。
中共高調紀念抗戰勝利，藉由閱兵、電影等強化中共在抗戰中的表現，這種爭奪話語權的表現與鞏固統治正當性有關。
儘管郝柏村呼籲「各方二戰歷史學者公開研討抗戰歷史真相」；前副總統連戰1日會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第3次「連習會」）時表示，贊同習近平最近提出的推動兩岸史學界「共用史料，共寫史書」；但劉維開和張力等學者都對兩岸合寫抗戰史不表樂觀。
在實行出版審查制度的中國大陸，一本「客觀的」抗戰史仍然可能觸動中共的敏感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