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屆「亞太影展」甫落幕，但由於台北亞太秘書處執行長周守訓未經過理監事會議通過、即讓北京首度以大陸城市代表身分加入，引起檯面下的爭論，更引發台灣電影人產生再次被打壓的憂心。周守訓從自身政經利益考量去處理問題不值一提，而中國大陸電影能否參加「亞太影展」以及進入該影展以後會產生何種政治效應，值得有不同層面的討論。不過我們應該回顧「亞太影展」的歷史看待此討論，並再次面對冷戰對亞洲文化生產的深遠影響。
「亞洲／亞太影展」原先成立目的就是於冷戰時期打壓中共的活動。1953年日本大映董事長永田雅一發起、邀請邵逸夫等人籌畫，於隔年在東京舉辦第一屆「東南亞影展」，後因成員的擴展陸續更名為「亞洲影展」、「亞太影展」。儘管1983年影展性質改回競賽型，但由於早期會員國皆非社會主義國家，其章程中也明文排共，同時專業性不足，採取各國都有獎的頒獎方式，使得該影展一直被視為反共電影人的年度政治性聯誼活動，而被戲稱為「反共影展」。長期以來，不只中國大陸不能參加，早期就連香港左派影人也不得參加。
香港電影在政治與文化場域的特殊位置，一直是兩岸極力爭取靠行的對象，也成為左、右兩陣營對峙的縮影。1950年代於香港成立的「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通常稱『自由總會』），受台灣政府委任，負責審查港產電影在台上映資格。按當時規定，若港產電影團隊中有左翼工作人員或演員，該電影就不准在台上映；同時要求香港公司或個人要先加入「自由總會」才可參與「亞太影展」、申請入境台灣、領取台灣的獎助與獎勵。「自由總會」用種種手段封殺香港左翼影人，或逼使他們投向台灣，同時香港電影公司也因市場考量不願資助從階級角度出發的影像創作。內外夾擊下，香港左翼影人被迫選擇轉向或轉業，使香港左翼電影也於1970年代被消滅。影像對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的強大影響力可見一斑。
電影衍生的各種生產活動一直是重要的意義鬥爭場域。近年來亞洲後起的影展舉辦得有聲有色，加上中國大陸電影日益受到世界矚目，「亞太影展」對電影行銷與城市行銷的影響力不若以往。1990年代以後，亞洲各國／地區參加國際影展與參加奧運一樣，都不能迴避後冷戰、後殖民政治架構下的意識形態鬥爭，及其所引發的階級間、族國間的爭相角力。就「亞太影展」本身發展而言，恐怕無法繼續維持聯誼高於專業的調性，更應該褪去反共、恐左的冷戰偏執與鄉愁。
（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台大城鄉所博士生）
圖說：第56屆亞太影展12月29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酒店舉辦記者會，籌委會主席曾志偉（右）、評審團主席施南生（左）等人一同公布本屆入圍名單。（圖文／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