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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公民記者的維權任務系列(二)生命須承受之重

中央廣播電台/陳林幸虹 2012.06.29 00:00
中國大陸對新聞媒體嚴加控管,屬於個人媒體的公民報導,一旦揭露不被官方認可的新聞訊息,被捕入獄、家門口遭站崗監視或是電話被監聽等各種不公平待遇就會隨之而來。對這些大陸維權公民記者而言,向民眾傳達正確訊息,讓他們權利得以伸張,並使得大陸社會體制進一步更為開放,是他們重要的信仰與使命;即使最終落得妻離子散,牢獄之災,他們卻視為是生命必須承受之重。

◎大陸言論監控無所不在 監聽、約談家常便飯

用鑰匙旋開家門大鎖,周曙光進入屋內,隨手把鑰匙放在桌上,到浴室洗把臉清醒一下,隨後打開電腦收發郵件。他已經記不清楚,這是第幾次到家附近的派出所「喝茶」,但他並不以為意,因為一開始決定做這樣的工作時,早有了心理準備。

周曙光說:『(原音)我的心態跟其他人不一樣,其他人可能擔心隨時被扣上漢奸、間諜這類帽子侮辱你,但是我就不怕,我心態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採訪我,自由亞洲、美國之音、大紀元、BBC、NHK、NY Times都來者不拒,我就是這麼想的,我代表我自己。沒有任何境外實力、我也不怕,所以這是我保持我活躍度的原則,假如我稍微擔心出名或包袱什麼的,我就可能很快像其他人神神秘秘保護自己,正如艾未未所講的「透明是最好的保護」。』

中國大陸對民間言論予以箝制,像周曙光這樣的個人媒體,受到官方監控的不計其數。所謂的「監控」,方式有很多種,去派出所「喝茶」只是個好聽的用詞,至於家門口遭站崗監視,一出門就有人如影隨形,或是電話被監聽等各種不公平待遇,對這些維權個人媒體而言,就像是家常便飯。

胡軍說:『(原音)一般的話,他們就是威脅、打壓、恐嚇比較多。我的手機經常被騷擾,這是非常平常的事,因為我常到派出所、到公安局、到國保大隊;定期他們也都要來,這陣子他們也是對我進行軟禁監控。敏感時期的話,他們都要在我門口上崗,要站崗,每天都要來看看,給你點個名。鬆一點的就好點,相對自由點,來的頻率少了點,也不站崗了,但是監控器還是給你裝著。』

◎周曙光結婚來台 過程百般受阻撓

連日的豪雨肆虐台灣,台北這幾天陰雨綿綿。去年下旬才因和台灣女子結婚得以來台的周曙光,這天在台北市的一處出租公寓,和妻子正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兩岸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位是具有碩士頭銜的國小老師,出身於台灣南部的傳統家庭,一位則是大陸公民記者,高中沒畢業,雖然有網路工程師的身分,收入卻不穩定。但在一次因緣際會下,卻將這兩位完全不同背景、出身迥異的人從此連結。

周曙光的妻子王麗櫻說:『(原音)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的節目,那個節目我那陣子都看,每天會討論社會議題,那天他是特別來賓。我不認識他,是透過視頻連線到節目上,主持人問他,你做這樣的事,你不恐懼嗎?然後他就回答,我做對的事,我沒有恐懼。那時候我就覺得那很了不起。因為我之前自助旅行到大陸過幾次,我自己學的是歷史,我大概知道這個國家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我覺得要在那邊做這樣的事,很不簡單,所以我就想說,我能夠幫他,大概就是捐錢給他。所以我就上網搜尋了一下他,我就看到他的網站,但那個捐款的方式,因為我們是不同的國家,我又不知道如何捐,所以我就寄了一些書給他,這是最開始。』

打破學歷的藩籬,抹去世俗的眼光,在爸媽的反對下,王麗櫻仍堅持下嫁周曙光。但王麗櫻沒有想到,在她和周曙光登記結婚的那一刻,她對另一半的擔憂,從此展開;而他們要對抗的,卻是中國大陸這樣一個龐大威權體制的國家。

王麗櫻說:『(原音)那過程好漫長哦。我們是去年1月還是2月在湖南登記結婚的。(周曙光:1月24日。)這種日子他比我還記得。登記完之後,我們有了結婚證之後,我就要開始回台灣辦理一些手續,其實那些手續大約要半年,文件往返什麼的,就等到所有文件辦完之後,他那邊就被通知說不能出境。我還寫陳情書,寫到海基會,再轉到大陸單位,我去年暑假就又去大陸一趟。其實他們的機構怎麼運作,你永遠搞不清楚,他不像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他會很清楚的讓你知道,現在是到什麼步驟,那個單位,那邊都說不清楚,只是會說,他可能以前做了一些事情,會讓他沒有辦法那麼自由的進出大陸。』

周曙光之前在大陸以個人媒體的身分,報導2007年重慶楊家坪拆遷事件,也就是著名的大陸釘子戶,另外還有蟻力神和2008年甕安騷亂事件而受到注意,因此被大陸官方盯上。但王麗櫻沒有想到,即便周曙光已結婚,要離開中國大陸,竟也被百般阻撓。

王麗櫻說:『(原音)我就說中國大陸這個政府,你完全沒有辦法用邏輯去想像。因為我那時就想說,他出來,不是就少掉一個麻煩嗎?但他卻又不讓他出來。那他在國內不是比較有影響力嗎?而且他們每次跟我們吃飯,都是他們付的錢耶,我就想說,天啊,他們的國家怎麼花那麼多錢在這些事情上面?』

◎公民記者維權無所不在 續為大陸基層發聲

在王麗櫻的奔走下,夫妻倆並在和當地的國保大隊見面後,周曙光才得以順利來台。對周曙光而言,公民記者的維權任務並沒有因離開中國大陸而結束。台灣是另一個起點,他持續透過管道蒐集資料,藉由部落格替大陸民眾發聲。

他說:『(原音)大陸有很多議題值得做,比如說像反對勞動改造,勞改是一個不需要法律層面,直接由公安局決策,對人進行強制性的勞動措施,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現在變成政府打壓異議人士、打壓不同意見者的(方式),完全不要經過法院處理就能打壓一個反對者,所以這樣的話題如果我們去做一個專題網站,也是一種社會抗議。』

打開桌上的電腦,周曙光迅速地蒐尋到最近一則報導有關於他的新聞。他說,即使現在已經在台灣,但大陸當局似乎沒有因此斷了對他的追蹤。6月中旬,大陸媒體高層原本要組成代表團,前往參加英國謝菲爾德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其中以周曙光為主角的紀錄片「高科技、低生活」(High tech low life)將在電影節上播放;不過,主辦單位在前一天卻接到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來電,要求取消紀錄片的放映。周曙光說:『(原音)中國大使館打電話要求主辦方取消這兩個紀錄片的播放,否則他們退團。最後主辦方沒答應,中國代表團什麼CCTV(中國中央電視台),華娛衛視等媒體高管,就不再參加電影節了,這樣的消息,我說給我太太聽,我太太說「這會不會讓你以後回不了國啊?」』

周曙光在大陸老家還有從事礦坑安檢員的父親,最終有那麼一天,他還是得回去見他老人家最後一面,但周曙光對自我理想的堅持,也讓王麗櫻有時會有莫名的恐懼和擔憂,擔憂周曙光得面對那麼一天到來時,卻無法回去自己的家鄉,或是回去大陸後,卻無法再來台和她相聚。

王麗櫻說:『(原音)我都常常跟他說,在中國大陸,只有一個周曙光,但在台灣,有成千上萬像這樣的你,我就說在這邊你真的不值錢。我覺得是因為之前和他結婚,在辦一些手續的時候,我覺得他們的政府,就是你沒有辦法用邏輯去想像他們會怎麼做。所以變成擔心或害怕會不明所以,因為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被激怒或怎樣,不知道他們如何思考或去判斷一件事情。』

周曙光說:『(原音)有時候你每天想著回不了家、見不了父親的遺容這個問題,反而讓自己陷入桎梏之中,永遠都不敢跨出一步,我現在想反正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不如早點伸頭出去做點事情,說不定還會得到一些轉機,說不定6年之內中國就解放了呢?』

◎和妻子攜手奮鬥14年 黃琦仍走上離婚一途

大陸公民記者的維權任務,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路途遙遠且艱辛。黃琦和妻子共同創立「六四天網」,並攜手為維權報導奮鬥長達14年多,最後卻因妻子希望回歸正常家庭,雙方在沒有共識下,走上離異這條路。

黃琦:『(原音)我的婚姻結束的時間在(2012年)3月份,3月份我和妻子辦理協議離婚,因為這樣的情況,在這14年當中,我入獄的8年,我的妻子不離不棄,不管是在天網等,一路陪我走來。這次出獄以後,在去年她就告訴我,不希望我在這條路上愈畫愈遠,我也明確告訴他,這麼多朋友的託付,我離不開這個工作,最後當然她提出和我協議離婚。但我告訴他,我無法交代,不然朋友會覺得我出獄後,就拋棄了妻子,後來妻子是在法院起訴我,要求離婚,因此我就和她達成協議離婚了。我想這樣,我對她有一個很好的交代,對朋友們也有一個很好的交代,從內心來說,我對她也是充滿良好回憶的。我非常感謝她一路來陪我走過。』

這些年來,黃琦兩度進出監獄,他怎會沒有想過,要將妻子和小孩安置在一個安全的環境。那年,在美國政府協助下,黃琦決定將妻小送出中國大陸,好讓他們能夠走向更安全的環境,但就在出境的那一刻,還是被攔下來了。歷經過無數的煎熬,妻子最終仍無法陪他走至人生盡頭,但黃琦卻不認為這是個悲慘的結局。兩人因相互理解而分開,未來他可以更為放心地堅守崗位,替人民發聲,為大陸人權努力。

黃琦說:『(原音)從個人角度,我是覺得很不捨這段婚姻。從她的角度來說,別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如果我能即時和她離婚的話,她也免於這種長期遭受有關部門所謂警方、國保的盯哨,讓她可以自由的生活。』

前輩們走過的路,對婚姻還處於蜜月階段的周曙光夫婦,暫時不多想,對他們而言,珍惜當下才是最重要的。

王麗櫻說:『(原音)我只為我現在做的事負責,所以我也不去承諾以後會怎樣。像我去看翁山蘇姬的電影,然後也看了她的書,我就跟佐拉(周曙光)說,如果你是一個打算為國家付出奉獻到必須犧牲家庭的人,那麼你一開始就不要有家庭。我是這麼認為耶,如果今天換成我要去擔負這個革命的角色,那我不會讓自己有家庭,因為你何必讓自己陷入兩難,你又何必為難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你做的事情,有可能導致你會坐牢,你出不來,受折磨的不會只有你自己。那當然如果你一開始就有伴侶,才去做這些事,並且經歷這麼多苦難,那我覺得那是另外一件事,但如果你一開始,你就知道你是要做這些事的人,你就不要有伴侶啊,那不是更自由嗎?』

周曙光:『(原音)還有一個說法,就是離開不一定是悲劇啊。』

◎大陸官方監控 家人也受牽累

如何讓婚姻生活順利維持下去,對這些大陸維權公民記者是個挑戰;但中國官方的監視和監控,家人受牽累已是殘酷的事實。「民生觀察網」創辦人劉飛躍原是位教師,2006年開始,卻因在網路上揭露相關維權事件,不僅失去了教職,連妻子、父母都得三番兩次被約談。

劉飛躍說:(原音)我本人從2007年下半年,報導一些當地老百姓的事情,牽涉到他們的既得利益,我就被關了半個月的時間,也被軟禁在家裡。像我本人在2010年和2011年,到現場調查以及做其他工作,也受到不名身分人員的毆打。我本來是在學校工作,是個教師,因為這個工作一直被騷擾,所以也被迫離開學校,也沒有工資了,他們把工資給停了。家人也因為我的因素付出很多,包括我的父母和妻子都被警方約談過,也不是一次兩次,搞到太太的工作也受到影響。』

維權報導的任務無法回頭,如何取得家人的諒解,也是一門功課。劉飛躍說:『(原音)妻子和家人以及父母,剛開始反對的比較厲害,後來我們慢慢跟他講,到底我們做了那些事,做了什麼工作,那些意義,他們也慢慢接受,也慢慢理解了。儘管他是這樣接受,可能是這樣被動的接受,也知道也沒辦法改變我,也接受了,甚至於有一點點理解的狀況。』

沒了教職的工作後,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就是妻子,再加上小孩也要開銷,為支應全家所需,劉飛躍只能和其他維權公民記者一樣,藉由向國際組織募款,籌措經費。

劉飛躍說:『(原音)我們現在做民生觀察站的工作,也申請一些經費,數量有限,一方面經費要支持我們的工作維繫下去,一方面也要對家庭和小孩的責任,也需要一點資金,比較困難。當局就說你如果放棄目前的工作,倒是可以讓你回去以前的工作。但我們工作不能放棄。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就把支援切斷了。我們民間的工作要堅持下去把它做好,才能讓當局感受這個壓力,才有可能讓它對民間做出讓步,才有可能在中國實現轉機。』

已經是傍晚6點多了,下午才剛又被派出所叫去約談的劉飛躍,疲憊地走回家中,妻子已準備好晚餐,等著他一塊吃飯。在中國大陸,像黃琦、周曙光和劉飛躍這樣的維權公民記者,他們所受的待遇正不斷地被複製,哪一天才會有盡頭,沒有人知道;但對他們而言,只要中國政府持續對新聞控管,他們的任務就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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